贫困不仅存在于发展中国家，同样存在于发达国家。按每天生活费用不足1美元作为贫困线来测算，世界上有十多亿贫困人口，大部分分布在南亚和撒哈拉以南地区。按照美国的贫困标准，20世纪90年代中期美国有近4000万人生活在贫困状态中，占总人口的15%。欧共体的贫困人口也超过了总人口的15%。贫困是如何产生的？又如何消除贫困？

对贫困成因的解释

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蒂亚·森有一句名言：“你不能凭富裕和繁华程度来判断一个社会的快乐程度，你必须了解贫困阶层的生活。”诚然，我们必须了解贫困阶层的生活，尤其要了解贫困阶层为何贫困的真正原因。对贫困成因的解释，主要有两个命题。一是认为贫困者应该对自己的贫困负责。持这一观点的人总是把贫困看作个人不适应或病理学的结果，贫困者被看作是由于技能、道德的缺乏或身体方面的缺陷，缺少动机，或者能力低于一般水平而无法在社会上取得成功的人。一些学者试图在贫困者的生活方式，以及与之相伴随的假定他们持有的态度和观点中寻找答案。二是认为社会的贫困是结构力量制造和再制造的结果。持这一观点的人特别强调造成个体难以克服的贫困条件的更广泛的社会过程，贫困只不过是贫困者受环境束缚造成的一种后果。社会内部的结构性因素，比如阶层、性别、族群、职业地位、教育水平等因素塑造了资源的分配方式，而这种分配方式通常是不平等的。

更具体地说，对贫困成因的解释又有下面几种主要理论。

一是贫困的恶性循环理论。这是从经济的或投入—产出的角度分析贫困成因的。持这一观点的学者认为，发展中国家长期陷入贫困是由于一连串的、较低的投入—产出行为造成的。发展中国家人均收入低、储蓄少，从而造成社会再生产的投资不足。投资不足使生产规模难以扩大、生产效率难以提高，因而其产出处于低水平，居民收入水平低下。所以，贫困导致投资不足，投资不足导致低产出，低产出导致低收入，如此循环，这就是发展中国家贫困再生产的过程和机制。

二是人力资本投资理论。这是由美国学者舒尔茨提出来的。舒尔茨认为，人力也是一种资本，人力资本是通过投资而形成的。他把个人和社会为了获得收益而在劳动力的教育培训等方面所做的各种投入，统称为人力资本投资。根据这一理论，个人之间、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在人力资本投资上的差异造成的，贫困的主要根源就在于人力资本投资的不足。因此，解决贫困问题的关键在于提高贫困者的人力资本投入水平。

三是社会不平等理论。这一理论把贫困归咎于社会原因，即对权力和资源占有上的不平等。贫困者之所以陷入贫困，主要是因为他们在社会的经济过程、政治过程和社会生活中很少占有资源造成的。他们在经济上缺乏竞争力，在政治上没有权力，在利益分配上没有有效表达自己利益诉求的机会，因而陷入贫困之中。

四是贫困文化理论。这是美国学者刘易斯通过对贫困家庭和社区的实地研究提出来的。他认为，社会上一些人其所以处于十分贫困的地位，是因为有一种“贫困文化”。贫困者通常居住在贫民区，这种独特的居住方式促进了贫困者之间的集体互动，并与其他社会群体相对隔离开来，天长日久便形成了一种脱离社会主流文化的贫困亚文化。这种亚文化形成之后，将一代代传递下去。贫困者的孩子在生活中长期接受它的熏陶，会自然而然地习得贫困文化，因而他们很难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即使遇到摆脱贫困的机会也很难利用这种机会走出贫困。

另一位美国学者查尔斯·默里进一步研究了贫困文化。他认为，福利国家的发展带来了一种削弱个体抱负和自助能力的亚文化。那些福利依赖者不是为自己设计未来并努力过上一种更好的生活，而是宁愿接受施舍。因此，他认为福利已经腐蚀了人们工作的动力。

反贫困的战略

任何成功的反贫困战略，都离不开经济发展。做蛋糕是分蛋糕的前提。正如阿马蒂亚·森指出的，发展意味着消除贫困，并改善最需要帮助的人的福利状况。但他同时指出，经济发展就其本质而言是自由的增长， “实质自由包括免受困苦——诸如饥饿、营养不良、可避免的疾病、过早死亡之类——的基本的可行能力，以及能够识字算数、享受政治参与等等的自由。”它还包括各种“政治的权益”，比如说，失业者有资格得到救济，收入在标准线之下者有资格得到补助，每一个孩子都有资格上学受教育，等等。

针对世界性贫困问题，历次世界性会议和论坛都强调了消除贫困的迫切性。各国政府都将消除贫困的目标作为“一种人类道德、社会和政治的必要”承担了各自的责任，并确定了以“以人为本”的发展战略作为达到这一目标的主要途径。消除贫困也成为了国际行动的目标。联合国和世界银行等国际性组织都把缓解和消除贫困作为自己的重要目标和任务之一。从20世纪中叶以来，世界各国和有关国际组织先后提出和实施过不少反贫困战略。其中，最主要的反贫困战略有以下几个：

一是经济增长战略。20世纪50~60年代一些发展中国家实施的主要就是这一战略。它的基本含义，是通过促进经济增长来解决贫困问题。联合国从20世纪60年代相继提出和实施的两个“发展十年”计划，就是这种经济增长战略。这一战略的实施，虽然使许多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实现了快速增长，但并没有如预期的那样解决贫困问题。

二是再分配战略。根据再分配对象的不同，这一战略又可以分为两种具体的战略，即边际再分配战略和生产性资产再分配战略。前者的倡导者是霍利·钱纳里领导的世界银行发展研究中心，他们强调再分配的主要对象是经济增长的增量部分，也就是一般边际意义上的再分配。通过这种再分配，使经济增量中的一部分从富人手中转移到贫困者手中，从而消除过分悬殊的贫富差距和实现反贫困的战略目标。后者的核心可以用“增长前的再分配”来概括，它强调的是对可用于经济增长的资产存量进行再分配，即先分配后增长。这一战略的前提是保证贫困者获得基本的公共服务。由于许多国家开支庞大的公共服务基本上被社会中上层所据有，因此，要扭转这种状况，要确保住房补贴、教育开支、卫生保健等计划惠及贫困者。这就要对公共消费进行重新配置，并更改政府的许多投资计划。这一战略还强调贫困者要参与发展的过程。因为一个由富人掌握权力的社会，是不可能真正为贫困者的利益着想的，因此贫困者必须参与发展过程。这一战略重视有利于低收入集团的收入和财富的再分配，但这种再分配是通过生产性资产的再调整来进行的，比如土地的重新分配等。

三是绿色革命战略。当今世界的贫困人口绝大部分生活在农村，因而发展农村经济成为反贫困战略的必然选择。绿色革命战略试图通过引进、培育和推广高产农作物品种，并利用生物技术提高农作物产量，发展农村生产力，从而解决粮食问题和农村的贫困问题。

四是社会服务战略。如果不对贫困者的人力资本进行较大的投资，从长远看，缓解贫困的努力是不可能成功的。对人力资本尤其是对教育进行投资，才能铲除贫困的根源。因此，20世纪70年代以后，人们将反贫困的战略重点逐渐转移到了提供卫生、营养、教育和其他社会服务方面，并将其作为政府部门的一项重要社会政策来实施。

五是“双因素”发展战略。20世纪90年代，反贫困战略的侧重点又一次发生转移。世界银行在《1990年世界发展报告》中，提出了包含两个同等重要因素的发展战略。第一个因素是促使贫困者将其最丰富的资产，也就是劳动力用于生产性活动，为此，要求政府用政策来约束和刺激市场、社会和政治组织、基础设施、技术等。第二个因素就是向贫困者提供基本的社会服务，其中初级医疗保健、营养和初等教育尤为重要。报告认为这两个因素是相辅相成的，缺了其中任何一个都不能成功。

上述反贫困战略在一些国家和地区的反贫困中得到了实际的运用，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均没有能够从根本上消除贫困，这也说明反贫困将是长期的和艰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