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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国政党意识形态的困境与调整 姜跃  
 

政党是意识形态的载体。任何政党的产生和存在都有自己的意识形态前提。这就是为什么通常我们所知晓的政党都与各种主义联在一起。一般地说,先有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的认同,然后才可能有政党。比如说,先有了霍布斯、洛克等资产阶级思想家及其思想,然后才有了现代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政党,同样,先有了马克思、恩格斯以及马克思主义的创立,然后才有了各国社会主义政党的蓬勃发展。意识形态实际上成为一个政党区别于另一个政党的标签,所谓左、中、右政党也是以意识形态分野的。

随着政党政治的发展,各种意识形态以政党为载体,在政治实践中广为传播,其社会理想和政治理念,在政党上台执政后转化为治国理政的路线、方针和政策。20世纪的世界称得上是政党把各种意识形态引入实践的一个大试验场。在资产阶级有自由主义、保守主义、新自由主义、新保守主义、基督教民主主义;在社会主义有科学社会主义、民主社会主义和各色民族社会主义;还有极右的法西斯主义和新兴的环保主义、和平主义、女权主义……。

今天,从世界上看,在政党政治的发展中,人们对意识形态的认同,对各种主义的信奉和追随,不是随着政党执政实践的延续而增强,相反,主义的号召力和凝聚力往往随着政党执政时间的延长而削弱。

各类执政党意识形态的这种困境源之何方呢?其一,政党意识形态与社会意识之间的距离。政党是代表一定阶级、阶层和集团利益的政治组织,其意识形态是社会部分整体利益的高度抽象表达,是一元化的;而社会意识是社会不同成员和利益群体根据自己所处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地位的生活体验,对事物进行的判断和认识,是多元化的,这中间有着天然的距离。只有执政党的意识形态具有很大的包容性和普世性,才能够缩小这种距离。其二,理论与实践之间的距离。政党意识形态的凝聚力和号召力,原本来自它对现存社会的批判和改造社会的美好计划。人们信仰特定的意识形态,追随代表特定意识形态的政党,是因为他们相信,如果他们改造社会的计划得以实施,社会将变得比现在好得多。但是,政党政治发展的现实一再表明:不管一个政党的意识形态境界多么崇高,一旦成为执政党,就会经常遭遇“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的局面。这样一来,执政党意识形态对民众的吸引力和感召力就会打折扣。其三,政策转向的困难。执政党的政策大都体现着政党意识形态的价值理念,是意识形态的价值追求在社会实践中的具体化。但是,政党为实现意识形态的价值目标而制定的政策,在执政实践中由于各种复杂情况的出现常会遇到问题,需要改革和调整,为了解决问题,改革和调整可能出现与意识形态的脱节,这种情况不仅会引发党内的意识形态纷争,也会导致民众的不满和信任危机。其四,意识形态的神话不复存在。全球化和媒体民主时代的到来与发展,在改变人们的生产和生活方式的同时,也改变着人们的思维方式。各种主义的纷至沓来,各种思想的冲击与交汇,各种社会问题和矛盾的呈现,使过去相对封闭状态下的意识形态神话被打破了。人们不再相信意识形态的神话,就像人们不相信世上有包治百病的良药一样。人们不再对意识形态顶礼膜拜,而更多地是以一种实用主义的态度审视意识形态。其五,人们的价值取向和个性化要求越来越多。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科技革命的日新月异,中间阶层的队伍不断发展、壮大,传统的资本家和工人阶级的数量都逐渐减少;人们受教育的水平越来越高,价值取向和个性化要求也越来越多。从西方社会看,对某一政党“从一而终”的固定选民不断减少,依政党政绩而改变投票意向的“流动选民”正不断增加。

由此,执政党想靠意识形态的传统凝聚人心变得越来越困难了。面对意识形态的困境,各类政党都在寻求应对的措施,进行意识形态和政策的调整。从总的趋向看:对意识形态采取实用主义的态度,努力向中间靠拢,执政党主要靠自己的政策和政绩争取党心和民心,成为世界政党政治发展中的一个比较普遍的现象。各国党根据自己的党情、国情,采取了一些措施。其做法大致有:(1)更新思想观念,摆脱传统理论的教条,并适时地进行理论创新。如1995年布莱尔领导的英国新工党为了上台执政,修改了党章第四条被看作是英国工党图腾的“公有制”条款,随后为应对全球化,提出了完整的“第三条道路”理论。(2)扩大意识形态的包容性。如古巴共产党在苏东剧变发生后,为凝聚人心,调动党内外各方面的积极性以走出困境,在1991年10月召开的党的四大上把古巴民族民主革命领袖何塞·马蒂的思想与马列主义并列为党的指导思想,并写进了1992年的古巴宪法。(3)在动员民众时,刻意弱化意识形态的色彩。为了执政,努力把意识形态的观念转化为民众能够接受的政策。如美国的两党通常被认为是“非意识形态化”的政党。事实上,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光谱看,美国两党意识形态的渊源和歧见是很深的,政党的核心部分也是非常意识形态化的,只是他们在动员民众,争取选民时,既不进行意识形态的宣传与鼓动;也不进行意识形态的争论和攻击,而是把意识形态的观念转化为对选民关心的具体问题的看法和解决问题的政策,并从中体现出政策的灵活性。(4)兼收并蓄,实行“拿来主义”。环保主义是绿党的意识形态,在欧洲它发展迅速,影响甚广,鉴于此,传统大党也立即对生态学表示兴趣,并把环保主义者的要求纳入政策考虑之中。实际上,在现今执政党的政策中,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左右融合,即所谓“中间化”的趋势越来越明显了。

当然,在面对意识形态的难题时,也有不成功的解答。例如苏共,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先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神话、教条化,以致执政党在几十年的时间里,不顾时代的变化和人民的所想所思,思想僵化,理论停滞;而在戈尔巴乔夫改革时期,在公开性、多元化、民主化的进程中,又放弃了马克思主义,导致执政党的主流意识形态在社会生活中失去了主导地位和作用,造成了苏共党内和社会思想的极度混乱。从而使苏共走上了亡党的不归之路,这是苏共在处理执政党的意识形态问题时,留下的一个深刻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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