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聿文

印尼日惹发生的里氏6.2级地震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此次地震是自2004年印度洋海啸灾害后印尼发生的最大灾难。尽管有许多不可回避的客观因素，如梦中来袭，人们来不及避难；房屋建筑质量较差以及当地人口很密集等，使得地震伤亡惨重，但政府应急不够迅速也可能在某种程度上加剧了灾难。据报道，为了应对附近默拉皮火山可能的爆发，印尼政府在日惹当地组建了灾难指挥中心和搜救小组，可地震发生后，这些救援应急机构都没有作出应有的反应，也没人对此解释原因。

印尼日惹地震再次向全球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发出了公共安全的警讯。鉴于人类目前还无法准确地预报地震，社会特别是有关的地震预报部门，更应保持高度的戒备。印度洋海啸发生后，多数专家曾认为该地区10年内不会发生大的地震。这可能是印尼日惹地震发生后，当地政府救助不及时的一个原因。专家们的这种判断从一个长时段来说或许是正确的，但考虑到当地处于地震活跃带，而且地震的发生带有很大的突然性，所以对于政府而言，不能因为相信地震10年内不会发生就可以放松警戒。否则，很可能酿成灾难，就像此次地震一样。

中国也是一个地震频发和自然灾害严重的国家。据中国地震台网测定，5月份以来，中国发生过多起地震，只是因为震级较低，破坏不严重，从而没有引起社会的关注。对于中国来说，自然灾害还带有较强的社会性。因为我们正进入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阶段，既是关键发展期，同时又是矛盾凸显期，极可能因对自然灾害的处置失当而引发社会危机。另外，比起世界其他国家尤其是一些发达国家来，中国无论在自然灾害还是社会灾害的应对方面，还有一些不足之处。以地震来说，很多城市的建筑质量都不过关，达不到抗震标准。多数城市甚至连500人的受灾安置能力都不具备，更没有几座像样的避难场所。等等。

对政府而言，随着经济的发展，要解决硬件方面的欠缺是比较容易的。关键是软件方面。它包括两个层次，一是政府自身的危机意识、管控能力和管理机制；二是民众对危机的认识和反应。这决定了政府能否在最短时间内有效调动社会资源，将危机带来的损失减少到最低程度。就前者来说，虽然目前政府的危机意识有所增强，但还普遍不高，特别是越到基层，政府的危机感越弱，而很多公共安全危机，恰恰是发生在局部和基层。另外，由于政府层级多、部门分割以及对上不对下的政绩体系，也使得政府获取危机的信息渠道不畅，机制不灵活，管控能力较差。从后者来看，由于社会、文化等多方面的原因，老百姓的危机意识向来比较淡薄，缺乏对公共安全的认识。再加上不能及时获得足够的信息，因此，当危机来临时，人们毫无准备，手足无措，立即陷入恐慌是经常之事，从而给政府处理危机带来极大困难。鉴于上述状况，一旦发生类似于地震这样的公共安全事件，政府应急预案能不能马上启动，如何疏导群众恐慌心理等，我们其实是没有太大把握的。比如，去年发生的九江地震和哈尔滨大停水，就暴露出了信息不透明、逃生知识匮乏、民众心理承受力弱等问题。

所以，对照印尼日惹地震，检查和反思我们在公共安全体系上的缺陷，以防范于未然，是非常必要的。我们现在的问题还在于，由于民间组织未成长起来，加之社会信任的匮乏，每当灾难发生时，政府往往得不到社会和民众的充分配合，以至被迫“包揽”危机的处理，这本身就是一种危机。这与一个社会的人文环境和信任机制的建设有关。社会的良性运行离不开社会成员之间的彼此信任，在当前这个“流动性”增强的时代尤其如此。因此，对于我们来说，要降低公共安全方面的风险，还需要化解社会普遍存在的信任危机，加快民间组织的培育，重建整个社会的信任纽带。

总之，印尼日惹地震告诉我们，政府和社会必须在公共安全体系的建设上迈出实质性步伐，才能有效防范各种公共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