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平等不一定有自由，有时候可能存在一种不自由的平等，例如，在旧的计划经济时代， 但这是一种畸形的平等，人们如果接受它，将可能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

有时候，也可能有一种不平等的自由，人们之间是不平等的，但都有一定的自由，区别是有的人自由多一些，有的人自由少一些。这种不平等的自由或许是一种不完美的自由，但它比完全没有自由要好，比不自由的平等要好——只要这种自由没有太多地脱离平等。对于人类来说，自由或许比平等更有价值，如果我们宁可选择不自由的平等，也不愿选择不平等的自由，那将不是一个明智的选择，过于看重平等，尤其是以牺牲自由作代价去换取平等，最终可能导致平等地被奴役。法国学者托克维尔曾告诫说，人们“追求平等的激情可能达到狂热的地步。……人们就会像获得战利品似地去争取平等，像怕被人抢走的宝物似地抱着平等不放。追求平等的激情完全控制了人心，并在人心中扩展和弥漫。这时，你不能警告他们如此盲目地专门追求平等将会失去最宝贵的利益，因为他们根本听不进去；你也不能向他们指明如此只顾平等而会使自由从手中丢掉，因为他们的眼中只有平等，或者说他们看到天地间最值得羡慕的东西只有平等。”“他们希望在自由之中享受平等，在不能如此的时候，也愿意在奴役之中享受平等”。

当然，过于看重自由而牺牲平等也可能带来弊端，任何健全的人、健全的社会追求的都是自由与平等的结合，既有自由又有平等。但平等与自由又往往不可能完全同步，当二者出现矛盾时，自由一般应该成为更优先考虑的价值（在不超过平等的基本界限之内），完全不平等的自由是任何正常人都难以接受的，但完全平等的自由也往往很难实现。

宪法关注的主要是平等的自由，而不是有差别的自由。公民义务也具有平等性，国家权力也应该平等地对待公民，但公民义务的平等性是建立在公民权利平等性的基础之上的，国家权力的平等待人也主要是指国家平等地保障每个公民的权利。因此，作为一项宪法原则，保障人权的原则是比平等原则更重要、更基本的原则。宪法首先确认的是保障权利与自由的原则，然后在此基础上才进一步确认平等地保障这种权利与自由的子原则，保障人权是宪法的基本原则，而平等原则是这一原则的派生性原则，宪法认为自由比平等具有更重要、更基础性的价值。

农民起义“均贫富”的口号表明农民们将平等作为理想社会的最重要基石;但这种平等主要是指财富的平等，而不是权利与自由的平等，而宪政社会将自由作为自己最重要的目标，强调在自由的基础上实现平等，平等依附自由而存在，而不是自由依附于平等而存在。缺乏自由内涵的平等不仅可能失去自由，而且最终亦难以实现平等，相反极易转向专制和独裁;而以自由为基础的平等最终不仅实现了自由，也实现了平等。

宪法的目标是在自由与平等之间寻找一种平衡，宪法保障的自由不是脱离平等的自由，宪法保障的平等是建立在自由基础上的平等。如果我们的社会过于追求平等。那么将可能失去自由――最初是在某些方面、后来则是在一切方面都丧失自由;如果我们过于强调自由，又可能导致不平等――起初是部分人不平等、最后是所有人不平等。但自由与平等在宪法中并非居于同等地位，自由永远是宪法最高和最终的追求，而平等只是规范自由的一个砝码。

（2006年第1期《民主与法治》马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