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不同时期，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统筹协调的含义是不一样的。在和平时期，统筹的侧重点是安全下的发展，二者协调的基本标志是本国经济在既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中有较高的发展速度，同时国家又处在基本没有或很少受到威胁的状态；而战时统筹的侧重点是保证国家安全需要，二者协调的基本标志是资源配置和体制转换能够满足战争要求，同时又能使战争经济活动对国民经济运行和本国居民生活的负面影响最小化。而且，在和平时期，由于各国面临着不同的安全与发展环境，因而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也具有不同的指向。

一般而言，任何一个主权国家都要实现以下三方面的基础性协调：

其一，战略目标的协调。在这种协调下，国家能够在国防安全与经济发展两大目标建立一个平衡点，通过该平衡点，由此准确反映国防安全与经济发展在国家总战略中的轻重缓急的关系。如果两大目标中的任何一方成为主要矛盾方面，国家总目标的侧重点都应及时调整和改变。战略目标的确定，通行的是“安全先行”原则，即首先根据国家在一个时期内面临的国防安全形势，确定安全战略在国家总体战略中的地位和作用，以此为基础形成安全与发展在国家总体战略目标中的合理权重。由于军事与民用两大经济部门在资源配置上存在着资源分配上此多彼少的矛盾，以及由此带来的其他种种消极影响（国防开支对其他公共开支和私人投资的“挤出效应”等），一旦决策者对总体战略目标的定位发生重大失误，或者国家安全会受到严重威胁，或者国民经济发展受到严重破坏。因此，如何准确确定国家总体战略目标中安全与发展的权重关系，就成为协调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关系的核心问题。在这方面，有的国家采用50名专家（军事专家、外交专家、经济学家等）把构成对国家安全的威胁因素分成几大类按权重打分，最后加总平均除以50，计算出国家面临的实际威胁的指数。人们试图用这种办法，最大限度地消弭主观所研判的安全与发展关系与客观实际之间的误差。

其二，资源配置的协调。在这种协调下，国家能够在国防安全与经济发展两大领域之间形成合理的资源分配比例，建立科学的资源配置机制，有效地利用国防财政资源，在达成既定的国防安全战略目标的前提下使国防资源消耗量最小化。一般而言，战略目标权重关系的确立，要求与之相配套的资源配置比重关系，即国防安全资源配置与社会经济发展资源配置的比例关系。但战略目标的协调，并不是资源配置协调的必要而充分条件，或者说二者之间并不必然存在时序上继起的逻辑关系。这一点已经为历史事实所证明。因此，建立与战略目标协调的资源配置联动机制，是资源配置协调的核心问题。

其三，运行机制的协调。在这种协调状态下，国防领域与民用领域的技术成果、人才、资金、商品、信息等要素，能够形成双向扩散、交流和融合的态势，由此可以充分发挥两大经济体系资源整合的优势。一方面，国防建设植根于国民经济母体之中，实现“寓军于民”，从而形成国民经济对国防经济的强大支撑力；另一方面，国防建设对国民经济促进作用得以充分发挥，从而形成国防经济对国民经济尤其是高科技产业发展的强大牵引力。达到了这种协调发展的境界，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之间因争夺资源而显现出来的竞争性关系就会大大弱化，“共生共长”的互惠互利就会使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之间产生了一种正合博弈关系，国防建设的机会成本也会大大降低，进而实现国防经济对民用经济拉动效应的最大化和民用经济对国防经济支撑效应的最大化。

对于一个小国或者一个结盟的大国而言，实现上述协调也就实现了两大建设的协调发展。但对于一个具有影响力的大国来说，这还不是协调发展的最高境界。要实现长远性、稳定性的协调发展，还必须在此基础上再上一个台阶，满足大国特有的协调要求，实现“产业能力的协调”，即在本国产业体系中的军工生产能力与民用生产能力之间达成协调。通过这种协调，既能够自主满足本国武器装备的需求，又能够保障本国民用经济的健康发展。近现代以来，凡是世界上有影响力的大国无不如此。目前，号称世界十大军工国的美国、俄罗斯、英国、德国、法国、日本、以色列、巴西、印度、中国，都保持了相当规模的军工研发和生产力量。

世界大国并不一定是世界强国。强国的协调还必须在大国产业协调的基础上实现更高一个层次的协调，实现“技术形态的协调”，即本国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经济技术形态要与世界先进水平保持协调一致。也就是说，当各国封闭的安全与发展系统被经济全球化的进程所打断而趋于开放时，一个国家的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的标准也就有了世界意义，一个有重大影响的大国只有同时占领世界最先进的经济技术和最高的军事技术这两个制高点，才能实现长远、稳定的协调发展。更为重要的是，这也是一种在对抗中才能实现的协调。1500年以来，历史上共有5次世界强国的兴衰。每一次强国兴衰的周期大致都要经历确定强国地位的国际战争、强国统治、统治衰落、挑战国发起挑战等四个阶段，周期长度平均约为100年。西班牙、法国、德国、日本和前苏联都曾经是争当霸主的挑战者，但都没有成功。重要原因之一是各挑战国在本国尚不具备挑战世界头号强国实力的前提下长期陷入巨额的战争经济消耗而趋于衰落，这也使本国失去了抢占时代技术制高点的能力。美国中央情报局前雇员彼得·施瓦茨的《胜利——美国政府对前苏联的秘密战略》，曾透露当年美政府秘密制定了迫使前苏联与美国进行军备竞赛、最终拖垮前苏联的“软战争战略”。在冷战对峙的高潮期，经济总量仅为美国一半的前苏联，武器装备的年产量却占到世界总产量的一半，洲际导弹多达6000枚，是美国的两倍多。为保持军事优势，苏联军费占GDP的比重常年维持在13—15%，占财政支出比重30%以上。这种经济负担使前苏联的国防与经济的关系总体上处于严重失衡状态，最后被拖垮了。正是从这个意义上，保罗·肯尼迪指出，大国兴起，兴于经济科技的发达和随之而来的军事扩张；大国之衰，衰于国际生产力中心转移和过度侵略扩张所造成的经济和科技衰退。这确有一定的道理。人类近现代史上已经经历了三个大的技术经济时代，每一个技术时代的领先者都成为了世界强国，这绝非偶然。正是靠着第一次工业革命领先地位，英国才得以在17世纪到19世纪保持长达200余年的霸主地位；美国从19世纪末成为世界头号经济强国至今已经有110年，至今尚未出现衰败迹象，它所依靠的是第二次工业革命和知识经济发起者的优势。在它们崛起和应对挑战国挑战的时期，都注重军事与经济关系的统筹协调。比如，在20世纪50年代，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在对抗前苏联时，制定了“新面貌”安全战略，其核心就是在“避免严重削弱美国经济”的前提下实施对抗，以后历届美国政府几乎都不约而同地奉行着这一战略。这样，在国防与经济比较协调的推动下，美国获得了超过其他西方六国信息技术研发投资总和的资源优势，在现代信息产业的技术基础上实现了“富国”；同时又在新技术革命的支持下开始了新军事革命，实现了“强兵”。

以上五个层次的协调构成了一个系统，对统筹我国国防与经济的关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整体性要求――应更加注重国家总体战略目标的实现，使安全与发展两大战略目标整体推进，而不是安全或发展单方面的突进；协同性要求――应更加注重统筹兼顾，使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双方互相联结，互相协调，互相推动，形成合力；长远性要求――应更加注重从产业能力和技术形态上谋划两大建设持续的和长远的发展，而不是强调单方的重要而最终破坏双方相互依存的条件。只有这样，才能使国家的安全利益与发展利益在新的形势下实现高度统一，促进国家整体实力的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