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一节前，笔者参加了国务院召开的全国14个省市服务业座谈会，得知当前的供给和需求基本平衡，前年和去年的总量矛盾基本得到缓解，保持了一个高速度、低通胀，高效益的增长势头。但是目前经济运行存在固定资产投资增速过快，货币供应量偏高，信贷投放和货币供给过大等问题，应该引起我们警惕，提防过快的投资为金融设下一个铺满了鲜花的陷阱，断送掉这几年宏观调控的辛劳。
经济过热迹象隐现
当我国经济从2002年进入新一轮高速增长跑道， 这个高速增长留下三大特征，一是出口大幅度增加，二是房地产市场大幅度增加，三是贷款大幅度增加。从2003年、2004年、2005年到今年一季度，贷款上升了9万亿左右，中国贷款规模几乎增加了一倍。
——投资数量过多，增幅过高。一方面是今年投资过快的增长，新开的项目多，一季度全社会投资增长是我们四年来最快的，一季度的GDP的增长也是近四年里最快的一年，达到10.2％，这里面就是投资增长起了很大的作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是27.7％，城市达到29.8％，特别是新开工项目增长了30％，很可能这种投资增长势头还会保持一段相当长的时间。
另一方面，今年是“十一五”开局第一年，2005年年底和今年年初前两个月很多地方政府换届，3月份开始上项目就比较多。地方政府的投资积极性比较高，是一季度投资较高的主要原因，从一季度来看，新上的项目比去年同期增长31000多个，其中仅3月份就上了20000多个项目。加上一些政策的因素，国家采取了多种措施支持农村发展、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振兴东北，中部崛起，西部振兴，中西部地区的增长比较快；支持一些重大装备业的改造等等，成为一季度投资趋高的重要因素，比如农业增长了47%，铁路增长57%，卫生和社会保障增长38%，金属制造业增长70%左右，交通设备制造业、矿山投资增长等增长40%以上。
——信贷增长过快，风险加大。货币供应量增长过快，银行的信贷投放过多，银行信贷一季度把全年的信贷的指标差不多用了一半。从结构上看，今年1季度贷款较去年同期多增的5193亿元中，主要是企业贷款多增了5153亿元；其中增长最快的又是票据融资，同比多增了2039亿元。这既是企业存款定期化派生的融资需求，也是银行在目前流动性充裕和资本充足率的双重约束下，权衡风险和收益的选择，而企业中长期贷款同比多增1911亿元，则和近期投资增速的加快密切相关。加上储蓄存款增加，我国的总体储蓄率比东南亚储蓄率高10个百分点，外汇储备比较多，货币的流动性也比较大，资金比较充裕的情况是我们这次投资增加较快的一个原因；银根比较松，这个也和商业银行的改革联在一起，现在改革都要追求效应，汇改至今，债券市场和货币市场持续的低利率环境，给商业银行配置资产带来很大的难题，充足的流动性给信贷扩张提供了基础。虽然各家银行在央行“窗口指导”的压力下较为谨慎，但市场逐利行为形成合力，终于导致信贷规模超额增长。除了贷款之外，其他的资金应用渠道比较狭窄。在没有其他投资渠道的情况下，银行只能增加贷款，进而引发固定资产投资的升温。
——工业生产，进出口贸易顺差比较低。今年的工业增长比较快，一季度是16.7％。4月24日，国家发改委召开的一季度工交经济运行新闻发布会上透露，全国投资增幅超过35%的省份有16个；分行业看，制造业30个行业中，投资增幅超过40%的有16个。不少地方仍存在主要依赖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倾向，少数地方出现落后项目死灰复燃的情况。
出口在去年比较高的增长的势头上，又保持了20多个增长点，进出口的增长达到了25.8％，贸易顺差是200多亿，一季度的整个外汇又增加了500多万，现在世界美元外汇储存已经占到第一位。银行方面资金运用的环境比较差。前两年，大幅投资造成的行业过剩，造成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的效益不是太好，亏损额呈扩大趋势。日前，钢铁行业亏损企业亏损额已上升了1.3倍，这将加剧银行坏账的风险。
应对投资热路径选择
投资过热这种反弹的趋势，说明科学发展观的落实还有一个过程。国务院已明确提出，下一步将控制货币信贷投放，加强固定资产投资调控。这意味着，货币政策必然紧缩，商业银行的信贷投放将会大幅下降。
当务之急，应保持宏观经济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注重区别对待，分类指导，有针对性地解决当前的突出问题。建议采取货币紧缩与行政调控双管齐下的方略，即紧缩政策除提高存款准确备金率、提高利率等货币政策外，还应配合使用行政调控手段。
行政调控是我国近年来重要的宏观调控手段之一。“十一五”规划中的GDP增长率7.5%是正常增速，超过9%就不适宜了。当前还缺乏必要的金融环境和条件，特别是中国的货币市场工具还相当缺乏，甚至可以说是单一，目前尚无法完全依靠价格调控来对信贷和货币供应加以控制；同时，地方行政干预也严重影响了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地方行政的项目投资冲动会演化为金融机构信贷扩张，最终使得货币政策操作不能有效地影响微观经济主体行为，货币政策意图无法得以彻底实现。具体行政调控手段是：
首先，不以GDP论英雄。目前经济过热的主要原因是以GDP为核心的政绩考核体系引致地方政府一味追求GDP增长率，以此来体现政绩。解决的办法则是建立全绩效评价和完善政绩考核机制，改变地方政府考核体制，不能只以GDP增长为考核手段，还要把环保、节能等纳入考核体系，使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协调起来。
其次，加快财税体制改革。紧缩的货币政策要配合使用行政手段，大力推进行政体制改革。针对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势头不减，建议要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将诸如地方出售土地的收入等纳入预算管理，这样才能使地方不拿预算管理之外的大量资金去搞政绩工程，才能抑制各地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长势头。
再次，加强行业调控。抑制经济过热的一个直接的手段是加强行业调控，包括钢铁、水、电、天然气等资源品的价格调控。资源品价格上调会减少盲目投资与过剩生产，这样就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经济过热。对于房地产行业的价格调控也会发挥同样的作用。
第四，落实更有力的货币政策。“稳定政策、适度微调”是当前调控的基调。稳健的货币政策与稳健的财政政策适应当前的经济发展，要保证政策的连续性与稳定性，但政策可以做有限的调整，要警惕贷款的过度增长以及地方政府的短期行为导致的过度投资。针对我国目前市场货币供应偏多，为防止投资反弹和资产价格的上升，从金融政策看，应采取“多管齐下”的组合政策。
一是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及提高利率。4月27日，中国人民银行宣布自28日起上调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0.27个百分点，说明贷款利率的调整序曲已奏响。适当提高银行法定存款准备金比率，收回市场多余的货币，通过乘数效应，使得银行的可贷资金能够按计划减少，紧缩的力度也可以大体计算出来。先动存款准备金比例比动利率负面影响小，但不排除，视市场情况发展，可动利率手段，这可能是最为直接有效的办法。当然，提高利率可能会带来炒汇的风险，但与美元利率相比照，人民币利率仍有提升空间。
二是加强对商业银行的风险监管。目前多家银行互相竞争的”银政合作”，隐藏着相当大的风险。几百亿上千亿的“银政合作”授信贷款，各级地方政府不存在担保的法律地位，有些担保手续根本不健全。大量贷款受地方政府投资冲动诱惑，风险极大。在这样的货币形势下，有必要采取一些应急的行政手段，如对商业银行的“银政合作”项目进行具体检查监督，等等。
三是切实加快外汇市场的改革。当前偏多的货币供应与有管理的汇率政策相关。鉴于中国目前经济结构调整的艰难度和国民经济的承受度，有管理的浮动汇率政策的调控应坚持“微幅、双向、稳中爬升”的原则。但要在当前国内实施偏紧的货币政策，必须有进一步增强汇率弹性的政策相配合，内外结合，才能奏效。为此，进一步加快外汇市场的改革,贯彻“宽出严进”的方针,正确判断适度的外汇储备，保留7500亿元左右外汇储备量，提高外汇储备的使用效益。尤其应该尽快出台针对外资大举进入中国房地产市场的有限制政策，减轻汇率政策实施中的“漏洞”压力，对当前我国金融市场健康发展十分有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