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动科技自主创新，关键在体制和机制。目前，我国科技体制改革取得较大成绩，但仍然还有一些影响我国科技自主创新的体制性障碍值得关注。

科技评价背后的学术浮躁

在改革开放初期，我国科技评价制度对于提高全社会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提高科技人员的社会地位起到极大作用，但这种评价制度暴露出来的弊端也越来越明显。目前科技界的学术浮躁不能说与我国现行的一系列科技评价制度无关。

纵观世界各国，没有哪个国家有我国这样类型多、频次高的科技评价活动。这种活动大多涉及到各级政府、管理部门、研究院所、高等院校、企业，甚至数以千万计的科技人员。在评奖、评估、评比、评定、考核、验收、鉴定等牵动下，各研究院所、高等院校与企业会动员组织大量人力去填写申报材料，开具效益证明，检索被SCI/EI收录的论文，成吨成捆的申报材料被报送至评价单位。组织这些活动的单位又花大量人力、财力、物力去评价，召开评审会，公示评审结果，召开奖励表彰会，发奖金。而科技人员所在单位把对科技人员的一切考核，都与这些评价挂钩，如提级、升工资、升职称、推荐院士、分住房，各种各样的荣誉和待遇都源于此。

由于科技评价攸关研究院所、高等院校、企业，以及科技人员的声誉甚至生死存亡，为此，一些单位就会派人四处打探、攻关、拉关系、走后门、请吃喝、送财物。一些被评价的单位不得不把评价指标分解下达到基层单位或每一位科技人员。研究人员为完成这些指标，被逼得不能静下心来从事研究，被逼得浮躁起来，甚至有的人弄虚作假。由于评价的相互关联性，今天你评我，明天我评你，敢直言的专家越来越少，导致虚假的评价结果越来越多。更有甚者，近年来有的人成了获奖专业户，每年都有成果鉴定验收，每年都能够获大奖。这些人擅长“易容术”，把原来的成果改改名称、修饰与包装、动点小手术或者全然不动，就堂而皇之请来专家进行鉴定验收。

据全国政协教科文卫体委员会办公室、科技部发展计划司和国家科技评估中心等支持的一项调查，近18％的全国政协委员认为当前科技评价“问题较多”，57％的委员认为“科技评价中存在重形式走过场、重数量轻质量的倾向”。在151位给出了问卷答复的全国政协委员中，参加过项目评价和科技成果评价的比例高达89.4％；56．3％的委员认为“评价结果使用不当，助长了急功近利、浮躁浮夸等不良风气”；55％认为“有重人情拉关系、本位主义等现象，影响了评价工作的客观性和公正性”。此外，科技评价中缺乏信誉，评价办法简单、指标雷同、程序不规范，缺少有权威性的科技评价中介机构，缺少评价专家库，专家评价制度不健全，评价泛滥等问题也是委员们反映较多的问题。科技评价中的功利主义、短期行为、急功近利、以成果论英雄等“政绩工程”问题若不彻底纠正，将会给我国科技自主创新带来极大的危害。

急功近利侵蚀科学自由探索空间

“给你钱，就得出成果”，这是我国科学界“人头税”的一种习惯心理和做法。实际上，真正要得到有价值的科学成果，需要长时间积累。如果研究人员拼命为完成指标，整天为发表文章着急，其创新从何而来。“人头税”的直接后果是，大家都竞相去做见效快、风险小的项目，甚至以大化小，把一篇研究论文拆成好几篇发表。许多科研单位取消了人头经费，“有钱打仗，没钱养兵”成为研究机构的痼疾。项目、基金的申请几乎成为研究院所生存的主要方式。而项目或基金的申请、评级、评职称，都要跟论文发表数量、出成果的速度挂钩，还要跟各种奖励挂钩。这种制度导向把相当一部分科技人员引入急功近利的境地，他们不得不到处抢基金、抢评奖、抢学术团体的名誉地位。这种争功夺利的做法，渗透到科学共同体的各个方面。

科学需要规划研究的大方向，但过于细致的“规划”和“安排”，是急功近利的另一种表现。一些行政部门和单位喜欢组织大项目，对项目管理非常仔细，带有计划经济的色彩，和科学规律不相适应。相比之下，国外也有“规划”，但只是确定研究的大方向，更注重的是科学家的发挥，只要觉得研究人员有能力有信誉就把项目给你，怎么做是研究人员的事情。科学史上的很多重大发现，都出自于科学家在个人兴趣方面的研究。

缺乏好奇心，科学就没希望。夏中义在《学术自由的内在向度》中写到，学术自由除了外部空间之宽松和宽容，接着便是看学人能否认同“学术本位”，即把学术研究作为安身立命之本来信奉践履一辈子。功利上的考虑和纯科学的关心有着同等的重要性，我国科学研究缺少原始创新，缺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重大发现，究其主要原因是过分强调科技的功利价值，科研人员长期陷入“立项―申请―研究―报奖―评奖”中，没有激发和满足科技人员的好奇心，这种缺乏宽松和宽容、不允许失败的氛围，给研究人员以极大的精神压力，影响一些科研人才的创新信心和灵感的释放，侵蚀了科学自由探索的空间。

学术体制弊端助长权力寻租

现行学术体制由诸多制度组成，其中最主要的是学位制度、学衔制度、资助制度和奖励制度。所有这些，包括资助和奖励，都要通过评审。因此，现行学术体制也有人称做“评审体制”。目前我国学术评审受人为因素影响很大，从而形成学术评审的差序格局。差序格局是我国著名人类学家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提出的一个概念，用来和西方的团体格局相对比，反映了中国人办事由亲及疏的行为原则，体现在学术评审中，就是和主事者关系越好，就越容易评上职称，越容易得到项目等。

学术评审制中的差序格局和权力寻租导致了评审过程缺乏透明度，缺乏公开的学术批评，对评审结果缺乏舆论监督。而且，将学术成果数量化的严重后果是重量不重质，重表不重里，强求论文、论著数量，对质量和内容却不看重。这些弊病是导致弄虚作假、抄袭剽窃等学术腐败行为泛滥和假大空的学术泡沫盛行的一个重要因素。学术不道德行为的产生，既有某些学者自身的道德品质问题，也有外部环境的刺激、助长。不合理的评审制度起到的就是刺激、助长作用。

官本位滋生学术腐败

去年底，科学界一场关于“院士制度存废”的讨论掀起波澜。何祚庥院士认为，当前我们科技界最大的问题并不是在院士制度，而是中国‘官本位’的科技体制，官员垄断权力的体制造成科技资源的分配不公，致使科技资源没有很好地发挥作用，也造成了‘院士神话’。如果科研体制被垄断，如果被垄断的体制失去监督，这种失去监督的权力体制就会造成学界腐败。从这种意义上说，改革院士制度关键的是要改革官本位的科技体制，改革科技体制的核心也在于改变官本位。

在一份中国科学院的关于科学道德学风问题报告中指出，诞生于计划经济体制的“单位制度”主导科研，可能导致如下后果：以单位名义的弄虚作假行为大量发生；一些研究结果在未优先向学界同行提供信息和未经同行评议的情况下，通过媒体炒作或优先获取体制外承认等手段，提升单位声望和获取更多资源；为维护单位信誉，单位的庇护与姑息，有意无意间为种种不端行为提供了机会。 我国特有的“官本位”现象，也导致科技界“对政治权力的崇拜与屈从”，由此，在资源与信誉分配、科学评价、学术争论等方面屈从于权力意志，损害良好学风；政府管理部门直接参与资源分配，因缺乏有效监控而招致权力滥用与腐败；管理部门利用职权追求“政绩”，使科技界浮躁风气滋生蔓延；“官本位”激励机制，使专业人员难以集中精力于专业能力的提高，而科研单位则把向管理部门输送“干部”作为获取资源的手段与途径。政府管理在相当程度上取代科学共同体内部的社会管理，成为赋予各种科学探索以资源和声望的最终仲裁人，并对选择、拒绝或忽视某学科或科学问题起决定作用。

解决的途径

加快建设创新体系，促进科技体制改革，是科技自主创新的前提和基础。为此，从激发和调动科技人员创新积极性角度，至少应做到以下几点：

第一，建立和完善有利于发挥科学共同体和科技工作者创新潜质的体制和机制。提高创新能力，推动自主创新，必须坚持以人为本，要充分尊重科学共同体的范式，发挥科研院所、大专院校、企业研究机构、科技社团的作用，建立完善同行认可价值体系和运行机制，宽容失败，鼓励创新，发挥潜质，推进科学交流和同行评价，促进科技创新。

第二， 建立完善以同行认可为取向、权力与学术分离的科技评价体系。我国科技体制中，要斩断学术和权力的联系纽带，让学术回归本位。要坚持同行评审学术研究和成果评判的独立性，免于压力的干扰，建立基于同行认可为趋向的多元化的科技评价体系，要鼓励那些在科技前沿上勇于探索的科学家们能够潜下心来开展长期、系统、深入、创造性的研究工作，为他们创造一个宽松的研究环境；从制度层面上推进科技创新型国家建设，纠正科技界的浮躁虚假之风，对我国现行的科技成果评奖制度进行重大改革，减少政府部门设奖，鼓励社会力量设奖。建立正常的学术批评和舆论监督渠道；改变单纯追求论文数量，而不重质量和水平的现象。

第三，倡导唯真求实学风，营造有利于科技自主创新的社会氛围。要在全社会营造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劳动、尊重创造、尊重和支持自主创新的良好社会文化环境与舆论氛围。科技工作者要加强自律，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作风和科学态度，追求科学真理，遵守科学道德，鼓励学术争鸣，提倡合作精神。遵循科学发展的客观规律，正确对待和评价科学研究的成败，规范科技管理和科研活动的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