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变化日新月异。作为政党政治时代社会发展的领航人，为跟上时代的步伐与社会的变化，政党通常会作为社会改革的倡导者和领导者而承担起改革的重任。因此，我们看到，在当今世界政党政治的发展进程中，改革的浪潮风起云涌。其中，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在总结这些经验教训时，有一点特别引起我们的关注和思考，这就是政党自身改革的成败往往决定着它所倡导的社会改革的成败，同时也决定着政党自身的命运。

20世纪80年代中期戈尔巴乔夫领导的苏联改革之所以遭遇亡党亡国的命运，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便是作为执政党的苏共没能经受住自身改革的考验。我们知道戈尔巴乔夫是以改革者的形象出任苏共总书记的。但是，随着社会改革步伐的迈进，苏共自身在改革中的角色发生了变化，它由改革的倡导者和领导者变成了改革的对象。“革新苏共”的口号即是社会改革中各种政治力量对苏共提出的要求，同时也在1988年6月举行的以改革为中心议题的苏共第十九次代表会议上得到确认。当革命革到自己头上时，苏共看起来也并没有退缩。“革新苏共”也的确称得上是大刀阔斧，从党的意识形态到党的组织原则，从党的领导体制到政党体制都进行了全面革新，革新后的苏共与传统的苏共相去甚远。但是，党仍然没能走出危机，甚至加剧了它的覆亡。问题究竟出在什么地方呢？

问题在于威权体制下执政党面对改革时的两难境地。苏共是一个长期单独连续执政的大党，它所建立起来的体制模式，我们通常用高度集权来概括。在这样的体制模式下，党成为无所不能、无所不包的至上权威。在社会发展的进程中，面对长期积累下来的各种社会矛盾乃至危机，苏共成为改革的倡导者和领导者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但是，当社会改革起步后，苏共的权威首当其冲地面临挑战也是历史的必然。集权体制下的改革，说到底无非是一个涉及到经济的、政治的和社会生活方方面面的放权与分权的过程。在这样的过程中，苏共成了一个矛盾体。它既需要权威来驾驭改革，推动改革，又面临着建立在传统体制条件下的权威日渐式微的现实。苏共虽然认识到在社会改革面前自身改革的重要性并身体力行，但是，急风暴雨式的“革新苏共”，带来了一系列问题：

其一，引发了党内的纷争。激进派、主流派和保守派的争斗，使苏共党内由思想分歧发展到组织分裂。激进派代表人物叶利钦、波波夫、索布恰克在苏共二十八大上宣布退党；著名政界人物雅克夫列夫、谢瓦尔德纳泽、鲁茨克伊在七月全会上脱离苏共，并建新党“民主改革运动”；安德罗波娃领导的苏共保守派宣布成立“布尔什维克纲领派”；各派和新成立的党都有自己的追随者，因此，二十八大前后苏共出现退党高潮，截止到1991年7月1日，苏共党员由1900万锐减到1500万。波罗的海三国的共产党也先后宣布脱离苏共而独立。

其二，在新旧体制的更替中苏共并没有做好准备。一方面，没有从理论上解决党的领导地位和领导作用与党政分离的矛盾问题，党政分离的结论是从否定传统模式中得出的；另一方面，在实践中没有使广大党员和党的组织掌握新的活动方式，党内一片混乱，党的机制实际上处于不发挥作用的瘫痪状态。1988年6月，在“还权苏维埃”的口号下，苏共第十九次全国代表会议，确立了一个新的最高国家权力机构——苏联人民代表大会，其常设机构为最高苏维埃（议会），戈尔巴乔夫当选为第一任最高苏维埃主席。但是，在人民代表的选举中，苏共党的各级组织却无所作为、无能为力。因为传统的组织设置已经不适应选举的需要，选举要求组织的横向联系，而传统的纵向的至上而下的组织关系在选区中没办法发挥作用。结果，一些苏共候选人要么独立作战，要么寻求新的组织支持，甚或脱党。在苏联人民代表大会召开时，虽然苏共党员仍然占代表的绝大多数，但是，却难能发挥作用。苏共的反对派议员成立了跨地区议员团，而苏共的议员们既没有议会中的组织，也没有纪律约束。这使苏维埃成了各种政治力量的角斗场。

其三，苏共权威的丧失使之领导改革的合法性受到质疑。这从苏联总统的短命中可以相见。面对“还权苏维埃”不解决问题的现实，为加强权力，解决问题，1990年苏共中央二月全会正式提出设立总统制问题。3月苏联人代会召开第三次非常大会，决定在苏联正式设立总统职位并修改宪法的相应条款。修改后的宪法规定总统由民选产生，但鉴于苏联所处的“复杂时期”，这次大会决定首届总统由人代会选举产生。结果戈尔巴乔夫当选为苏联第一任总统。然而苏联总统并没有建立起应有的权威，苏共作为执政党合法性地位的丧失，直接决定了苏联总统制的命运，1991年12月25日，戈尔巴乔夫不得不宣布辞去苏联总统职务。

苏共亡党亡国的历史命运给了我们诸多的启示。执政党在倡导和领导社会改革的同时，对自身所处的地位以及自身的问题应该有清醒的认识。苏共的教训告诫我们，政党自身的改革与社会改革同等重要，只有把握住自身的改革，在改革进程中不断寻找到与社会的结合点，去适应社会改革的需要，党所倡导和领导的社会改革才能顺利，改革之路才能走得好，走得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