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非生而知之，孰能无惑?有惑的存在，就有求解的努力的存在，这似乎是人的一种本能需要。所以，先人们发明了书本，建立了学校，专门安排一部分人从事教师的职业，使我们有了在学校、老师、书本那儿弄清不明问题的可能和机会。

我们从学校毕业了，在社会实践的广阔天地里承担着责任、发挥着作用。按理说，实践提出的疑问远比课堂和书本丰富生动得多，更需要我们持有一份虚心好问的心态。可随着年龄的增长、地位的变化，我们的虚荣心好象也悄然膨胀了，愈来愈羞于启齿，宁可一个人憋着也不愿问计于人。为何迈不出这一步呢?韩愈曾深有感触地指出：“惑而不从师，其为惑也，终不解也。”“古之圣人，其出人也远矣，犹且从师而问焉；今之众人，其下圣人也亦远矣，而耻学于师。是故圣益圣，愚益愚。圣人之所以为圣，愚人之所以为愚，其皆出于此乎? ”我们没有做圣人的奢望，但在对一些事情没有把握、存在疑问的情况下，通过问中求解，尽量完善自己的方案，努力把事情做好，不算是一种苛刻的要求吧! 现实生活中，也许还有这一类人：说他不好问是真的，说他不好学却有点冤枉，且不说平日里的那份认真看书学习的劲头，就是遇到不解问题时仍能看到他在书本中翻来翻去、乐此不疲的身影。比起那些不学不问、无学无问的人来，人们会对他肃然起敬，也会善意指出他把学与问割裂开来、对立起来的不足之处。刘开说得明白：“君子之学必好问。问与学，相辅而行者也，非学无以致疑，非问无以广识。好学而不勤问，非真能好学者也。理明矣，而或不达于事，识其大矣，而或不知其细，舍问，其美决焉？”人们学得的书本知识，即使是直接论述自己所经办事情的专门知识，即使这种论述十分完备、详尽，较之于事情在实践过程中的多样性和千变万化来说，永远具有无可奈何的局限性。如果我们运用现有的知识、经验和悟性去分析、解决一件事情时仍然存在这样那样的疑问，问之于他人就是唯一的选择了。我体会，学的针对性再强，也不及问的开门见山、单刀而入、直奔主题。从这个意义上讲，尽管学是人们的自觉行为，还是多少给人有点被动的印象；问是想事、办事和实践中才提出的课题，可让人感到了主动出击、化解燃眉之急的痛快。所以，《尚书》云“好问则裕”，孟子并称“学问之道”、学即继以问。说明不可以学拒问，当然也不可以问代学，二者各有千秋，宜相互结合，统一使用。

问乃平凡小事，仅仅是动口之劳，何以难倒一批又一批人呢?自然是夜郎自大，虚荣心在作怪。虚荣心、臭架子之类的东西，是否已到如过街老鼠人人喊打的地步暂且不表，但的确让人时见时烦，而我们一生很难逃脱同它们的干系，昨天不见今天见，这件事情上没有另一事情中出现；对此人人都要予以重视，更应引起已有“荣耀”的人的警觉。我们有自己的尊严和人格，我们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绩，以此就意味着别人什么都不行、自己已十全十美了吗?就意味着我们在所从事的行业已无所不知、无所不晓了吗?非也，“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嘛。试想当初问之于父母、问之于老师、问之于长者、问之于同等状态的你我他，是多么的自然而又自如，摇身一变之后，我们却过于患得患失了。刘开一针见血地指出：“学有未达，强以为知，理有未安，妄以臆度，如是，则终身几无可问之事。贤于己者，忌之而不愿问焉；不如己者，轻之而不屑问焉；等于己者，押之而不甘问焉，如是，则天下几无可问之人。人不足服矣，事无可疑矣，此唯师心自用耳。夫自用，其小者也；自知其陋而谨护其失，宁使学终不进，不欲虚以下人，此为害于心术者大，而蹈之者常十之八九”。真不希望那空洞的“尊严”、转瞬即逝的“成就”成为影响我们虚心好问、获得新长进的障碍。

人们常说，“路在脚下”；可我也听人说，“路在嘴上”，尽管这是针对问明详细地址而言的一句话，却也昭示了人生成长道路上要多问、勤问的道理。友人曾问我有无崇拜的偶像，我坚定、果断地作了否定的回答，但我真心崇拜一个人拥有的接近真理的观点；可以不迷信任何人，但任何有可取之处的人和事都将成为我求教的对象。这大概就是理无专在、学无止境、问无定式、人无常师的意思吧!

（作者系全国政协办公厅秘书局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