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家宝总理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谈到今年宏观经济的任务时着重提出，要坚持扩大内需的战略方针，重点是扩大消费需求，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拉动作用。但从最新公布的 一季度经济统计数据来看，落实这一需求还需要更大的努力。

统计数据显示 ，今年一季度 GDP 增速达到 10.2% ，该数值不但高于此前经济学家预期的 9.6% ，也高于去年二季度最高时的 10.1% ，更比今年全年 8% 的预测高出 2.2 个百分点。具体来看， 外贸方面，一季度增幅保持在 25.8% ，比去年同期 23.1% 高出 2.7 个百分点， 顺差达到 233 亿美元，同比增幅逼近 30% ；固定资产投资方面，前两个月增幅为 26.6% ，也比去年同期 24.5% 高出 2.1 个百分点，其中 新建项目增幅 47.1% ，比去年同期高出 2.5 个百分点；只有 被寄予厚望的消费不尽如人意，前两个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扣除价格因素后，实际增长仅 11.7% ，同比还下降了 0.2 个百分点。

为什么在 “三驾马车”中，前两者热度依旧，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而消费这个内需政策的着力点却依然不振？原因有很多，从大的方面看，包括城乡居民的收入水平较低，不同阶层之间的收入差距较大，以及由改革造成的消费者对未来支出的不确定等，都会影响到居民消费水平的提高。但在这些因素中，有一个基本的原因不能不提。这就是在我国二元经济条件和市场规律作用下，造成国民收入的分配中劳动力价值处于不利地位，剩余价值占有更大的份额。劳动力价值的这种不利地位现在已从农民工延伸到刚毕业的大学生身上。根据最近的报道，很多大学生的月薪期望值已下降到 1500 元，有些甚至还低于农民工的工资。这样的分配格局，一方面会刺激投资更快增长，另一方面，也会导致消费在 GDP 中的份额下降。

除此之外，消费不只与居民有关，也涉及到政府和企业。这几年，虽然居民消费率偏低，但消费量增速却比较稳定，在整个消费总额中所占比重也一直保持在 75% 以上。而相对于居民消费，国家财政收入年均增长率达到 15% 以上，超过了 GDP 的增长速度，政府手中集中了很多资源；企业尤其是国有垄断企业的利润增长也很高，其累积的未分配利润占到 GDP 的 20% 。这导致了它们较高的储蓄率，从而影响到最终消费率的提高和消费的扩大。

可以说，尽管近年来居民消费总量保持了较高的增幅，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也在逐步增强，但消费率偏低、消费增长相对缓慢仍然是经济运行中主要的结构性矛盾，消费需求不足已经成为制约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瓶颈”。这就决定了在扩大内需的构成中，扩大消费尤其重要。原因在于，不论是 单纯依靠投资还是单纯依靠出口，或者依赖这两者，都不能使中国经济得到健康和可持续发展。一方面，依靠投资拉动经济增长，极易导致投资膨胀和消耗大量资源；另一方面，依靠出口又致使贸易摩擦日益增多，增大经济增长的脆弱性，同时国外消费者享受了我们低廉的人工成本和大量的不可再生资源，导致国民福利流失。惟有扩大消费需求，方可成为拉动经济的真正和持久动力。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统计，上世纪 90 年代以来，世界平均消费率水平为 78% ～ 79% ，同期中国最终消费率平均为 58.8% ，低于世界水平将近 20 个百分点。而且中国最终消费占 GDP 的比重也大于资本形成、净出口的比重。可见中国扩大消费的潜力巨大。

但扩大消费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到政府的产业政策、就业政策、收入政策、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等一系列宏观经济政策。目前来看，单一的政策效果可能有限，必须实施多种政策组合，把着力点放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加快社会保障制度建设，提高居民的消费信心。其二，切实增加居民尤其是农民的收入，这是保障消费需求不断增长的现实基础。扩大消费首先是扩大农民的消费，而增加农民收入又是扩大农民消费的前提条件。除了提高农民的农业收入外，还须转移更多的农民，增加他们的非农收入。其三，加快推进消费信贷，适当增加消费信贷的贷款消费对象。其四，改善和增加政府对公共产品和服务的供应，缓解当前公共产品供应不足的社会矛盾，特别要 构建农村的公共服务体系。 这其实就是政府在进行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的消费。如前所述，虽然剩余价值是积累的唯一来源，但并不意味着剩余价值只能用于积累，也可以用于教育、文化、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公共事业等各种形式的社会消费。而对于企业来说，也应该将更多的未分配利润用于转移到居民或者政府的支出，而不是将其统统都用于投资。此外，针对不同的收入群体开发不同的消费热点，使他们能够更多地消费自己阶层所热衷的产品和服务。

总之，像中国这样一个正在成长的经济大国，应当依靠内需和消费水平的提高，让公众充分享受经济增长的成果，才能有效保证国民经济平稳健康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