狭隘民族主义

日本对华政策的第一个意识形态影响因素是其日渐抬头的狭隘民族主义。这一意识形态的主要内容就是极力宣扬大和民族的优越性，蔑视甚或仇视亚洲其他民族；片面强调日本利益至上，罔顾邻国民族感情，回避、歪曲、美化侵略历史，逃避战争罪责，而且颠倒是非地谬言邻国推行反日教育。

狭隘民族主义表现之一是种族歧视和极端排外情绪。联合国人权委员会高级独立调查员杜杜·迪埃内指出，百年来，阿伊努族和日本部落民族“在就业、婚姻等方面都受到不公正的待遇，这种状况现在也没有任何改变。”他在深入调查后认为，日本的种族歧视“根深蒂固”，而令他“震惊和不安”的是，日本政府缺乏实际行动，未能遏制住国内的排外情绪。他还以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为例，批评了多名日本官员加剧和激发国内仇视外族和少数族裔的情绪。

表现之二就是否定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的思潮逐渐抬头，并在社会上有了一定的市场。1990年代以来，在一些政要和极右势力的眼中，远东军事法庭审判是阻碍日本实现政治大国和“正常化国家”抱负的“枷锁”，因此变本加厉地攻击和否定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将否定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的思潮发展到政治、思想、学术、教育、文化等各个领域。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那样：“日本对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的观点决定了其战后狭隘民族主义的史观主流，以及保守右倾化的政治走向”。右翼势力编纂的美化侵略历史的新版教科书，也突出表现了其狭隘的民族主义、民族保守主义、天皇主义。

神道国家意识

影响日本对华政策的第二个意识形态因素是其所谓的“神道国家意识”。

日本以神道教为国家宗教的，神道教严格说不是一种宗教，而是一种国家支配的意识形态。神道国家意识是伴随着日本国家定位与文化转型而逐步确立起来的。正如有学者分析的那样，“日俄战争的胜利，激发了日本文化的超越意识，他们认为，‘唐化’不行，‘欧化’也不行，在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军国主义大旗下，日本文化‘神道化’了，形成了一种‘神道天下观’的文化。”

2005年4月5日日本文部省审定的新教科书，以相当多的篇幅描述日本的神话，将神武天皇作为实在的天皇，宣扬日本“神”的背景和日本人的“优秀质量”，同时蔑视与贬低亚洲其他国家，宣扬近代以来只有日本认识并战胜了欧美的威胁。《新历史教科书》还赞美二战后已经被废除、失效的大日本帝国宪法，原封不动地登载《教育敕语》。

西方式自由民主理论

影响日本对华政策的第三个意识形态因素就是其所谓的西方式自由民主理论。在国内经济持续低迷、历史问题长期困扰的背景下，日本政界开始步当年美国的后尘，祭起西方式自由民主的大旗，企图以民主牌、人权牌来对抗并打压日渐崛起的中国。

意识形态的作用与影响

极端民族主义和神道国家意识作为挥之不去的意识形态因素，深刻影响着日本的外交政策尤其是对华政策，日本政要顽固坚持参拜靖国神社就是一个集中体现。

自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日本政要参拜靖国神社的频率、规格和规模均呈持续膨胀之势——须知这是在包括中、韩等邻国反对声日渐高涨的情况下发生的。许多政要包括现任首相小泉在内，都经常拿宗教与文化上的理由来为参拜靖国神社、为自己的侵略行为辩护，说什么参拜是一种“个人信仰”，是一种“宗教仪式”，是表达对先烈的一种敬仰，千方百计使其参拜行为合法化。

在前述三种意识形态因素中，民族主义是日本近代以来一以贯之的诉求和主题，只是后来由于神道意识、脱亚入欧等的误导逐渐步入狭隘民族主义的死胡同；歪曲史观是由于二战以后清算不力而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沉渣泛起；至于西式自由民主理论，日本本来就是用来打牌的。

三种意识形态共同作用的结果就是，日本右翼势力日趋膨胀，反华厌华情绪不断滋长蔓延。据日本学者统计，日本右翼组织1997年在国内举行了73次活动，1998年为174次，1999年达249次，日本右翼势力活动日趋频繁。右翼势力的猖獗导致日本政坛逐步“右转”，而日本政坛的总体“右转”，直接导致对华政策日趋右翼化、保守化、强硬化。

三种意识形态的共同作用不仅造成日本对华政策决策层的“右转”，也导致两国民间互信度的下降；而日本民间厌华、反华情绪的蔓延，对于中国民间反日民族主义情绪的上升也有着促升作用。而所有这些必定进一步挤压日本政府对华政策制定的回旋空间，无疑进一步促进日本对华政策的右翼化、保守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