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有关大学生培养成本的讨论为公众所关注。笔者理解，大学生培养成本不管是多少，教育部的本意在于对各高校施加一种定量的约束，最终目的在于降低乃至消除高校各种不规范收费，以减轻大学生供养家庭的负担，因为教育支出已成为影响居民消费意愿的主要因素。

理论上说，大学生培养成本之高低并无绝对的标准，只是相对于大学毕业之后的收入而言，培养成本有高低之说。从经济学的角度考虑，如果教育回报率高于投资利率，将资本用于教育是有利的；如果教育回报率低于投资利率，对于个人来说，这种投资是一种赔本买卖，尽管对于全社会可能是有利的。如果个人教育回报低于投入资本的边际生产力，个人将无法实现对社会来说是一个最优的教育投资，这将不利于经济的增长。

与发达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甚至一些比较小的转型国家如捷克、斯洛文尼亚、保加利亚等相比，我国高等教育的回报率偏低。我国在1950年代早期，教育收益率尚为5-6%，而到文革后期，这一收益率降至几乎为零。改革开放以来，增加一年教育的边际回报显著增加，到1990年升至4.5%的水平，1995年教育回报率为5.1%，2000年为6.22%。与国际标准相比，我国这一指标仍然偏低，而且同其他转型国家相比，教育回报率增速缓慢，如罗马尼亚从1992年到2000年仅仅八年时间，教育回报率便由3.9%升至8.5%；俄罗斯也由1992年的3.7%迅速升至2002年9.2%。

目前我们尚无法找到最近5年我国教育回报率是否有显著上升的证据，但频频见诸报端的是诸如大学毕业生为找工作甚至提出零薪水起点等类似报道。这种情况下，大学毕业生薪水不可能指望有显著的增加，也就是说，即使教育回报率有上升的趋势，幅度肯定也不会很大。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一直保持着高速增长的态势，GDP增长率年均9%以上，令人困惑的是，为什么教育回报率远远低于经济增长率，而且也低于同属转型阶段的其他发展中国家。决定一国经济发展的因素不外乎三个：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制度。我们认为，正是由于物质资本的大量投入在维持着中国经济的这种高速增长，也正是这种靠大量自然资源的高投入来维持的经济发展的不可持续性，促使我们要在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上做文章，强调科学发展观，强调建设创新型国家。相比而言，人力资本对经济发展的贡献度并没有达到应有的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需的制度建设还远未完善。

受教育者作为一种人力资本，其资本收益的获取，同其他任何一种商品相同，都取决于商品的供给与需求双方。劳动力供给增加，而需求增加有限，肯定会阻碍劳动者收入的提高，这将会表现为教育回报率增长缓慢。如何增加对劳动力的需求，其中一个重要方面是鼓励更多的需求者如外企和民企加入对劳动力的需求竞争中来，这种竞争将会促使劳动力价格达到一个较为合理的水平，从而使教育收益也达到一个较为满意的水平。当然，达到这样一个效果的前提是必须打破一些行业的行政性垄断或国有资本的垄断，允许外资和民资自由进入，充分参与市场竞争。研究表明，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外资和民资的进入有助于提高教育回报率。

当然，商品的买卖是在一定的市场环境中进行的，市场环境、制度环境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商品的供给方与需求方是否能以较低的成本达成交易。教育回报率提高的速度与经济体制改革的程度密切相关。我国市场经济的不发达，主要表现为资源配置中的非市场化因素过多，交易环境缺乏满足稳定性预期的制度约束。在资源特别是人力资源的市场化分配方面，要充分发挥市场的基础性作用，加快资源分配的市场化进程。人是生产力中最具革命性的因素，如果人的积极性能够得到充分的保护和发挥，人口众多将很可能是中国未来迅速发展的决定性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