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敢于说真话”在成为国民的普遍素质之前，更重要的是要严惩那些胆敢打击报复说真话者的少数人。

刚看完央视报道的辽宁省鞍山市国税局公务员李文娟的遭遇，又看到目睹了王建民死在同仁医院全过程的北京王府井大街派出所保安祁利刚，因为出庭作证而被辞退的新闻，一个痛苦的提问开始盘旋在脑际，始终不能离去：我们的社会究竟为“真话”预留了多大的生存空间？

作为税务局的公务员，李文娟因为举报少征税款等违法违规问题，遭到打击报复，被两度辞退，并被劳动教养一年，至今依然没有工作，其老母亲差点被吓死，儿子遭遇了童年人不能承受之痛，性格变得特别孤僻，李文娟本人一度想到自杀。接受记者采访时，她已经亲口承认，如果再让她选择，她不会再举报了。

而祁利刚呢？出于良心的不安和起码的良知，为痛苦地死在医院而无人问津的农民工王建民作证，等待他的是丢掉饭碗的结局。选择生存还是选择良心——仅仅是说一句真话，就必须面临如此沉重的选择。

举报单位腐败，不是被写到《公务员法》里去的公务员基本义务和权利之一吗？保护病人的生命和财产安全，难道不是医院保安的基本职责之一吗？勇于担当责任的人被堵死了活路，公理何在，正义何在？

某些地方对真话的定向打击简直成了显规则，讲真话将面临的代价都是“想得到”的，而那些说真话的人遭遇的悲惨也都是“看得见”的；社会对谎言的热情鼓励是潜规则，虽不能公开听到鼓励说假话的言辞，但是人们能从谎言得到的掌声里听见，也能从谎言得到的奖赏里看见。正因为如此，对“保护举报人”的文件政策，人们便没有了信心，对“整死你”的威吓却不得不信。

“敢于说真话”常被作为美德拿来教育国民，这印证了真话在一些地方的极度稀缺和假话在一些地方的极度泛滥。可仅仅一个“敢于”实在是太沉重了，因为紧跟“敢于”的将是吃不了兜着走的打击报复，是生存的痛苦，乃至生命的威胁。选择真话也就选择了苦难——个人不顾小我之悲用良知支撑起的真话空间是非常有限而且脆弱的。因此，“敢于说真话”在成为国民的普遍素质之前，更重要的是要严惩那些胆敢打击报复说真话者的少数人。

驱除谎言，必须从保护真话开始。让说真话的人生活得幸福，本身就是对谎言的一种遏制。而要保护所有说真话的人，首先就应该从保护引起广泛关注的真话开始。只有政府和社会能够保护好一个又一个的李文娟和祁利刚们，我们的社会才会有更多敢讲真话的人。

（2006年3月31日《齐鲁晚报》舒圣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