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学术史反思的深入，近年来在中国思想史研究领域，特别是与社会现实更为接近的中国近世思想史研究方面，方法论问题越发引起学者和读者的高度关注。这里，我想着重介绍几本与思想史研究方法论有关的学术著作，目的是给关心和感兴趣的人们提供一些值得进一步思考的基本取向，从而有助于揭开思想史研究的神秘面纱。

一、侯外庐著：《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史》（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史》，是以著者在抗战时期的旧作《中国近代思想学说史》下卷（1945年由重庆三友书店出版）为基础，重新编订成书的。它与《中国早期启蒙思想史》（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即《中国近代思想学说史》上卷及下卷龚自珍章，后收入《中国思想通史》，成为该书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构成姐妹篇。

比较熟悉中国思想史的人都知道侯外庐主编的《中国思想通史》，特别是他对中国古代思想研究的重大建树。相比较而言，对他关于清末以来的思想史研究则往往语焉不详。《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史》的问世，恰好可以弥补这种缺憾。

其实，对中国近世思想的研究一直是侯外庐的研究重点之一，从上个世纪40年代始，他倾全力于此。但问题出在《中国近世思想学说史》成书之后，他始终没能再觅得进一步深化和完善其认知的环境和机会，也就不能不使得他的思想中的古代世界、近代世界乃至现代世界发生了令人颇感遗憾的断裂，无法得到理性的衔接。他理想中的完整的“中国思想通史”在他的有生之年没有能够完成。这不单纯是侯外庐自身的遗憾，也凸显出中国现代学术的遗憾。这种遗憾在侯外庐的晚年，遂成了他的心痛。

尽管如此，我们从《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史》中还是多少能够窥见其近代思想研究的基本理路。首先，该著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自由主义思潮作为近代思想启蒙的起点。从表面上看，这似乎涉及的是具体的分期问题，而实质上展示的则是思想的根本走向，以及近代思维的升成。其次，“以中释中”，探究中国思想发展的内在逻辑路径，其中尤以章太炎思想研究最为显重，是该著深得后人赞誉的主要部分。第三，坚持“可信”的研究方向，由文字考证所见思想，重新整合观念史研究。为此，他将对王国维的研究引入近代思想启蒙的范畴。

二、余英时著：《文史传统与文化重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版）

作为著名的旅美华裔学者，近年来余英时的中国思想文化研究在大陆学人、读者中发生的影响越来越大，自2004年始，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更是推出余英时作品系列（六种），《文史传统与文化重建》便是其中的一种，以他近年发表的论文为主。

我特别看中的是余英时在书中所提出的若干悖论取向。如他表示的对近代以来中外学界颇为流行的“传统与现代”对立的思维范式的慎重怀疑就是一个显例。他坚信，“‘传统’中含有‘现代化’的成分，而且所谓‘现代化’也并不全属现代，其中还有从‘传统’移形换步而来”。他还大胆预设：20世纪中国传统的解体在“硬体”方面，“但作为价值系统的‘软体’则进入了一种‘死而不亡’的状态”，“规范着人的思想和行为”。

余英时的《学术思想史的创建与流变》一文，以胡适和傅斯年为个案，分析了近代以来的学术思想史研究路径：“胡适是以一般的哲学史方法论发挥完成《中国哲学史大纲》，傅斯年的《性命古训辨证》则开创了用语言学加上历史演变的观点来解释古代思想。这两条路后来的发展际遇殊异。” 据此，他提出：要按照傅斯年的理路，将“语言学和历史学配合起来研究思想史”。同时，也要看到胡适的方法论影响很大，由此“甚至有人步上以马克思主义为主或其他哲学理论来重建中国哲学史之路。这是研究现代中国学术思想史，特别在现代新学术建立时一个很重要的关键”。

余英时还提请人们注意：思想史研究应重视“思想基调”的研究，因为它“是人文生态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章炳麟、梁启超、王国维三人的著作尤其代表了‘五四’前夕中国人文生态中最有活力的部分”。

三、王尔敏著：《中国近代思想史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

现今的思想史研究特别重视社会思潮研究，这是从观念史研究的一种引申。但究竟怎样来具体地体认思潮呢？王尔敏的《中国近代思想史论》别具匠心，他以思想观念为中心，紧紧围绕着“观念创生”来展开思想的画面，并且由观念展现思想矛盾，进而认识思想流派。他甚至强调，“治思想史的学者有一个重要的基本责任，就是澄清一个时代一切思想理念的意义，追究各个理念的根源与其时代的关联性，以及评估他们对于后世的影响。”

王尔敏在书中详细解析了一系列理念，诸如中体西用论、托古改制论、中西调和思想、民族主义、以夷制夷、治外法权、开明专制，等等。很值得一读。

在王尔敏所列举的理念当中，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便是“民族主义”。他专门从清季学会入手，揭示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形成。他一方面指出，中国人的民族主义思想渊源于先秦，乃至更早，其意义着重于“族类的自我确立和文化的自我确立”。另一方面，他又在中国近代思想家身上着力于“寻绎主权观念的发轫”，挖掘近代民族主义重要的特质――民族国家观念的形成过程。这是一件非常有时代意义的思想史研究工作。

四、韦政通著：《中国思想传统的创造转化》（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近年来，台湾学者的思想史著作在大陆亦颇具影响，王尔敏、韦政通的著作就是范例。

韦政通的《中国思想传统的创造性转换》是一本论文集。值得注意的是：他集中了相当的篇幅，专门探讨思想史研究的方法论，具有相当的深度。如在《中国思想史方法论的检讨》中，他特别将思想史研究的理路分为：内在理路和外在理路。主张既要注重思想理论的内在探讨，又必须兼顾思想理论与文化其他诸领域活动的关系，尤其是与政治的关系。

令我感兴趣的还有，他特殊地分析了治中国思想史独有的困难。这种困难直接与中国传统思想的特性有关，主要表现为逻辑和知识论的缺失。他认为，要补足这一缺失是极其困难的事情，也是对中国学人智慧的考验。对此，我深有同感。

五、汪荣祖著：《康章合论》（新星出版社2006年版）

在美国学习和从事中国思想史研究的华裔学者中，皖系学人着实占了不小的比重，与声名显赫的胡适一辈相比，汪荣祖尚属晚辈。从他的著作大致上可以看到中年学人的志趣和思想研究取向。

作为对近代思想个案的研究，汪荣祖的《康章合论》（康有为和章炳麟）很是值得玩味。在他看来，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康章两氏都对思想解放作了决定性的贡献”。但令人费解的是：民国成立以后，受他们影响的新生知识分子，大多视他们两人为守旧与顽固。汪荣祖明确否定了学术界流行的一般说法：他们是早年前进，晚年落伍。而肯定了康章思想的基本价值：康要逐步引导中国走向世界性的大同文明，章则要建立一具有特色的现代中国文明。这是近代中国所面临的两个基本方向。然而，他们的理想却“遭遇到的是新生代的‘激进思潮’，既不顾康氏的‘逐步’的原则，更蔑视章氏的‘中国特色’的立场”。

在研究取向上，该著对评价康章所积存的“思想障碍”的解析明白地告诉读者：“先入为主”是极不可取的，不要被累积的偏见与成见所蒙蔽。“先有异端的定见，任何评价都是‘万变不离其宗’，而带有色彩的”。显然，这正是很多所谓的“思想研究”的惯用作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