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说唱词话、评话等曲艺形式已遍及松江地区城乡。历史上有名的“民抄董宦”案，就是乡宦、著名书画家董其昌纵容其子强抢民女而引起的，时人编成的评话《黑白传》在松江广为传唱即影射其事。在天启、崇祯年间“云间儒生”莫后光，善说书，三伏时，每寓萧寺，说《西游》《水浒》听者数百人“虽炎夏烁石，而人人忘暑”。莫说书经验丰富，授徒育人有方，对受业者能结合实际作出理论指导，他所提出的说书人应“忘己”，及说书人应具上中下三种境界的理论，对曲艺表演有相当价值。明末大说书家柳敬亭，就是师从莫后光学艺，得说书技艺真髓，艺日精而后成说书大名家，被尊为苏州评弹之祖。

清乾隆间，有松江民女朱素仙者，很有才华，喜爱听弹词音乐。她写成《玉连环》（又名《钟情记》）弹词作品，在道光三年（1823年）刊印，太仓盲艺人项金娣曾演唱过。至清末，松江地区曲艺愈加丰富多彩，有评话、小热错、小锣书、杂锦调、钹子书、太保书等。

“钹子书”又称“说因果”，旧时松江农村在春社祈年敬神活动中，一些艺人右手持尺许竹筷，左手持拔，敲钹说唱，说中带唱，叙述故事，塑造人物。最初多说些因果报应故事，故称“说因果”。后因当时的民间业余生活枯燥，艺人除了敬神活动以外，在乡镇码头（茶馆）献唱，并作为以此谋生的手段，说唱的内容，也有原来单一的因果故事，逐渐从历史演义、戏剧、传奇小说中提取素材，扩大书目，以此吸引更多的听众，慢慢地“说因果”发展成了“钹子书”。又说：“钹子书”和听“钹子书”大多是农民，民间又有“农民书”一说。钹子书距今已有近300年的历史，主要伴奏乐器为钹子，早先的时候较为简单，演员左手托一单面钹子，右手执竹筷，击钹拍节，以叙述性的表唱为主，不起角色，后来逐渐加入折扇、醒木，辅助表演，并受文明戏、京剧等表演影响，开始起角色，演唱者一至二人，自击自唱，说唱兼备，并在正书前，先复唱开篇，以定场子，吸引听众，然后进入正书，一场书时间105分钟，而进场后的每档书可连续演唱一月、二月不等。如罗桂林（现年83岁）的隋唐书最长可在一地连续演唱8个月。演唱书目有“大书”“小书”之分。大书中又有“长靠书”“短靠书”。“长靠书”即以长篇历史故事为主，如《三国》、《水浒》、《九伐九焰山》、《岳传》等，俗讲马背上书。“短靠书”则是以民间传奇武侠为主，如《七剑十三侠》《小五义》《包公》《李太白》等等。大书只说不唱，兼容叙事和代言为一体。代言为书中人物称“起角色”。角色又借用戏曲程式，讲究挂口、引白、道白，在描写各种场景时多用韵文形式，称为“赋赞”，还有摹仿各种音响，如马叫、风雨声等。“小书”也称“文书”，大都以爱情为主，所谓“落难公子中状元，私订终身后花园”。俗话讲“大书”一股劲，“小书”一段情，就是此理。书目如“双珠球”“双珠凤”“孟丽君”等。

钹子书演唱语言，以上海的地方语言为基础，偶尔插用各地方言。说白通俗易懂，具有浓郁的乡土气息，唱词雅俗共赏，融入民歌风格，加上一些笑料、噱头都源出于民间老百姓生活，乡音乡语听来别有风味。十九世纪初叶《图画报》曾载有“说因果”之“营业写真”，画上题诗曰：手敲钹子说因果，口唱还将手势做，乡人听来笑眯眯，祗为乡音说得真清楚。足见当时一度令人刮目的势头。为此在演唱中常使听众捧腹大笑，茶壶中的茶倒在自己身上也不知，甚至有听众笑得连自己的假牙也喷出，而松江出名的“阴噱”石耀亮、“阳噱”王鹏飞就是一例。说到演唱曲调，朴实、本色，以东乡调、西乡调为基本调，并由此衍化出多种调名。

钹子书历经数代艺人的打磨提炼和不断的丰富创新，至石耀亮这一代已形成了较为完善的一套基本套路和程式，发展成了行腔飘逸，转折细腻，韵味沉稳浑厚，有了较高的抒情性。尤其是石耀亮先生十分讲究润腔、运气、咬字，在演唱过程中又较好地保持了钹子书俗的一面，调无余韵，仿佛说白的特色，发声有时夹入念白，通俗晓畅，让人听来亲切入耳，倍感温馨。

“太保”作为宗教仪式，宋代就已盛行，清嘉庆年间《松江府志》在记载宋代史事时，出现“太保书”三字，故太保书在沪郊松江一带的出现可追溯到宋代。《崇祯松江府志》有“巫医之变”―白羊赤锂纵横陈，儿女殷勤案前拜。家贫无声神莫怪，老巫击鼓舞且歌。包括《嘉兴县志》也有对松江太保书的记载，嘉兴一带艺人都自称该地锣鼓书传自松江，平湖一带说唱的锣鼓艺人大多是松江人，由此，嘉兴、平湖一带的太保书均属松江传人。“太保书”系从宗教活动“太保”中分离出来的一种民间说唱，“太保”实为民间宗教仪式。但一般“道场”大多为死者设醮祭祀，以驱鬼镇妖为主，“太保”则专为生者驱瘟逐疫，以酬神敬神祈福为主。整个仪式过程都以说唱形式表现，有道白、吟唱、独唱、对唱等，仪式中或仪式后，约有一小时左右的唱“滩头”，以为“待佛书”，内容系民间传说和历史故事，与宗教仪式无关，仅用以乐神娱民。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形式逐渐从宗教仪式中脱颖而出，也因其伴奏主要为一面小锣、一个小鼓，又称“锣鼓书”。“五四”新文化运动后，上海地区接受进步思想较快，尤其是近解放时，民间纯做“太保”的道士越来越少，而以唱“太保书”为生的艺人越来越多，“太保书”便成了一项专业的曲艺门类在松江及南汇、金山、青浦、嘉兴等地和钹子书一起成为松江曲艺的二朵并蒂莲。

据老艺人回忆，道光年间的唐陀子也擅唱“太保书”，可谓“太保书”之祖。到民国年间松江“太保书”以张家最为出名，张兰生传子张秋云，张秋云传子张耀光（现年82岁）。传至张耀光先生已三代，张先生也是目前上海地区健在的为数不多的锣鼓书代表艺人之一。锣鼓书源于道教仪式，故它的音乐性较强，锣鼓的节奏、点式丰富多变。一般一人演唱时，自节自唱，如双档和三股档时，又加入钹子、碰铃和鼓板。解放后在说新书时，还加有胡琴、且乐队和表演兼顾。从表演来讲，原是以唱为主，在从道教仪式分离出来后，逐渐演变成以说表为主，唱为辅。唱腔较钹子书有明显不同，更为优美婉转。转腔连绵，顿挫频繁，可塑性较强。行腔深沉浑厚，十分讲究润腔、运气、咬字、发声，有时夹入念白，通俗晓畅。表演时可根据艺人的特点加以花式处理。对演员来讲，难度要求较高，因此后继者寥寥。张耀光先生祖传《杨家将》、《彭公案》等，他的锣鼓点，是非常有特色的，听来节奏感强，明朗欢快，在同行中可称是佼佼者。

松江钹子书、锣鼓书，是上海地区为数不多的，具有相当代表性的民间优秀艺术形式。上海这样一个国际化的现代城市，自开埠700多年来，在高度开放的状态下，钹子书、锣鼓书能以维系三百多年的命脉，已是非常不易。作为土生土长的民间口头文学，它大量地保留了上海地区的俗语、谚语、歇后语等等。发掘、抢救、保护这朵民间艺术奇葩，其价值和意义是深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