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等教育是一个历史的概念，并深深地植根于各自所处的国家之中。中世纪的大学目的在于传播知识，主要培养从事神职、律师、教师、医师工作的人员。到19世纪大学通过其基础性研究，逐渐从象牙塔中走出，成为新知识最重要的创造者。在现代社会，大学被誉为人类社会发展的“动力站”。知识的保存、传授、传播、应用和和创新，文明的传承和进步，人才的发掘与培育，科学的发展与技术的更新，社会的文明与理智，不同文化间的交流与沟通，无不依赖大学作为基础。时代在发展，大学的功能也在不断扩展和变化。但是大学不应仅仅是单纯适应社会的产物，大学应当是开启智慧、追求真理、传播知识、弘扬文化的重要场所，应该担当起引领社会发展方向的神圣使命。

学院模式是高等教育发展的最初的共同模式。12世纪时源于法国的巴黎大学，尽管其基本模式发生了重大变化，却仍然是高等教育的普遍模式。在巴黎模式下，大学教师拥有自治权，追求学术自由。这种模式迅速扩展到欧洲其他地方，在接下来的一个世纪中，英国的牛津和剑桥大学、西班牙的萨拉曼卡大学、中欧的布拉格和克拉科瓦大学，以及德国的一系列大学也相继建立。

在19世纪中叶，德国大学在国家建设中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威廉·冯·洪堡的领导下，德国进行了卓有成效的高等教育改革并于1810年创办了柏林大学。洪堡提出通过科学研究方法和教学与科学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去追求纯粹知识的思想，科学研究第一次成为大学职能。洪堡的办学思想和柏林大学的改革已经成为近代大学的典范，它和法国近代高等教育模式共同构成欧洲近代高等教育两大模式，不仅影响着欧洲高等教育近代化，而且还影响到世界其他各国。美国的教育家吸取了德国改革的经验，“赠地学院运动”和“威斯康星思想”进一步强调大学与社会的联系，凸现高等教育服务社会的功能，使高等教育得到了进一步的改造。霍普金斯大学的创建开创了研究生教育的先河，使德国的“讲座制”更加民主化。一些看似深深地扎根于本国土壤的院校机构实际上已经受到了国际观念和模式的影响。

对于西方学院模式的统治地位以及当今世界除此之外其他选择的这种现象，存在着各种各样的解释。关键的因素在于，西方大学实际上把科学研究和科研后的生产制度化了。大学与占统治地位的世界经济体系无疑是西方取得强势地位的至关重要的原因。

在提供先进的教育、推动研究和科学的发展以及为本国日益复杂的发展任务提供帮助等方面，西方的大学被认为是成功的。美国和德国的大学曾对19世纪工农业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利用高等教育来满足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广泛需求可以说是19世纪最重要的革新。高等教育应当得到公共资金的慷慨支持，大学应当参与知识的创新与传播，与此同时院校机构应当享有相当的自主权——这些观念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大学的发展。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高等教育进入大发展大改革时期，取得了显著的扩充。这种扩充几乎在世界上每一个国家都不同程度的体现出来。扩充有多种原因，其中一个核心因素是战后新的科学技术革命促使社会对高级专门人才的需求迅速增长。另一方面，高等教育又面临着与迅速发展变化的政治、经济、科技环境不相适应的矛盾，要求高等教育必须进行改革。因此，高等教育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迅速发展，又以前所未有的规模改革。

在现代社会中，大学是一种有着持续生命力的机构。几个世纪以来，它一直保存着传统模式中的关键成分。同时，在巨大的社会变革时代，为了满足社会需要，大学也成功地进行了演进。全球高等教育界成了各种思想、机构模式以及各种实践的荟萃之所。其原因之一是，欧洲模式的大学在殖民地时期被输入到发展中地区；另一个原因是，大学在科学和学术的发展与国际化过程中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尽管多年来始终保持着非同一般的机构稳定性，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大学还是发生了变革，并且承受了巨大的压力。

无论在文化意义上还是现实背景下，大学在许多基本方式上，他们的机构模式和准则具有某种一致性。但同时，各国的显著差别仍继续影响着学术系统和机构的发展。尽管大学的行政结构变得越来越强大，并且传统的教师权利也下降了，可学术机构的基本结构不大可能发生重大改变，“洪堡”院校模式仍将得以保存。开放大学和其他高等教育机构的出现，提供了新型的院校安排，其他非预期的变革也可能发生。一般而言，在受到重大政治、经济变革影响的地区，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学术系统继续扩大的未来几十年，学术系统将发生结构重组。就全球而言，全球化使高等教育面临着重大挑战。

大学在推动不同文化和不同文明之间的相互理解，在研究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问题，在回应本国所面临的机遇、挑战以及对策方面负有重大责任。自觉面向世界，及时吸收国际先进的科技教育成果，加强国际往来，实现高等教育资源共享，是21世纪大学的必行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