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70、80年代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为传统的翻译理论注入了新鲜血液，极大地拓展了翻译研究的疆域。翻译研究呈现出一派多元化的趋势，突破了传统的美学或语言学的模式，形成了颇具特色的“翻译研究派”，如多元系统学派、文化学派、诠释学派、解构学派等。译者——译语文化从边缘走向中心，由隐蔽走向彰显，译者从传统译论中的“隐身（形）人”、“奴仆”、“模仿者”、“舌人”、“传声筒”成为源语文本的“操纵者”、“叛逆者”、“征服者”、“改写者”和“吞噬者”。本文拟从译者——译语文化的视角，对全球化语境下的翻译主体——译者文化身份的嬗变进行一些思考。

一、译者的“创造性叛逆者”身份

“翻译者，反叛也”，这是翻译界广为流传的一句名言。它来自意大利名句Traduttori traditori。该句的本意在于说明译事之不易，大凡翻译，必有所逆，定有所失，提醒译者慎小谨微，不可掉以轻心。除此之外，更意味着号召译者冲破源语的束缚，发挥其主体性和创造性。“创造性叛逆”这一命题最早由法国著名文论家埃斯卡皮提出，他在《文学社会学》一书中指出：

说翻译是叛逆，那是因为它把作品置于一个完全没有预料到的参照体系里（指语言）；说翻译是创造性的，那是因为它赋予作品一个崭新的面貌，使之能与更广泛的读者进行一次崭新的文学交流；还因为它不仅延长作品的生命，而且又赋予它第二次生命。

这和解构主义的翻译观不谋而合。解构主义翻译观认为，译者是创造的主体，翻译文本是创造的新生语言。译本决定原文文本，没有译文原文就无法存在，原文依赖译文才能生存下去。德国翻译理论家沃尔特·本雅明被当今英美理论界奉为解构主义翻译理论的鼻祖，他于1923年所写的题为《译者的任务》一文被认为是解构主义翻译思想的经典文献，该文从根本上对传统的翻译思想提出了质疑，认为译文和原文之间本来就无“忠实”可言。翻译本身就不应求同，而应存异。德曼在《关于沃尔特·本雅明〈译者的任务〉一文的结论》中说，翻译不是文学的附庸，翻译是一个文本的“来世”(afterlife)。文本因经过翻译而被赋予了新的意义，并获得了新的生命。

另外，译者首先是原作的读者，不过其身份决定了他/她是特殊的读者。译者的禀赋资源——译者本身所具备的条件，即人格修养和学识修养，此外，还包括译者的审美偏好以及审美鉴赏力和顿悟力等其他因素都会影响到译者的文化心态和现实选择。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的形象。因而，作为翻译主体的译者要想吃透原文，精通两种文化，进行创造性的翻译，需要丰富自己的禀赋资源，正所谓操千曲而后晓声，观千剑而后识器。

二、译者的“操纵者”身份

翻译研究派中文化学派的核心人物非巴斯奈特和勒弗维尔莫属。他们把翻译置于文化研究的广阔的背景中，强调历史意识和文化观点。巴斯奈特认为，翻译绝不是一种纯语言的行为，而是深深根植于语言所处的文化之中，翻译就是文化内部与文化之间的交流。在文化功能等值的过程中，译者有较大的主动权，可以灵活重写甚至打破原文的文学形式。勒弗维尔认为，翻译就是文化“改写”（rewrite），“改写”使原文的生命得以延续，因而具有巨大的力量。“改写”就是“操纵”(Manipulation)，“操纵学派”由此而来。勒弗维尔把翻译研究与权力、意识形态、赞助人和诗学结合起来，并提出，翻译是改写文本的一种形式，是创造另一个文本形象的一种形式；换句话说，翻译创造了原文、原作者、原文的文学和文化的现象。它实际上是译者对文本的摆布，由此可以巩固现存的意识形态、赞助行为和诗学因素，反之，也可以破坏它们。两人的观点对以前的翻译理论简直具有“颠覆”性。出于对翻译哲学的思考，他们特别强调文化在翻译中的地位以及翻译对于文化的意义。认为翻译的基本单位不是单词，不是句子，甚至不是篇章，而是文化。基于词语对等或篇章对等的“忠实”根本不存在，翻译的目的是使译文在目的语文化中起原文在源文化中同样的功能。勒弗维尔和巴斯奈特把翻译和翻译研究的学术地位提升到了相当的高度。可以说，在他们的眼里，译文的地位不仅可以与原文平起平坐，而且有时超过了原文。译者作为翻译活动的主体，自然也提升到了“操纵者”的地位上，不过由于受意识形态、赞助行为和诗学因素等方面的影响，译者有时也处于“被操纵者”的地位。

三、译者的“征服者”身份

翻译作为一种社会实践活动，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政治思想和意识形态的产物。译者总是从国家的政治立场和意识形态出发来处理翻译中所出现的各种文化现象。译者的文化身份和文化态度具有明显的政治色彩。从历史的视角来看，例如，古希腊的哲学、逻辑、数学、自然科学及其蕴含的理性价值，开启了西方文明的基本线索。古希腊文化本身就是在吸收和融合了古代埃及、古代爱琴海地区、古代叙利亚地区诸上古文化的养分后才形成的。公元前四世纪末，盛极一时的希腊奴隶社会开始衰落，罗马逐渐强大起来。当时优于罗马文化的古希腊文化对罗马具有强大的吸引力，古罗马从而纷纷开始了翻译、介绍希腊古典作品的活动。这是欧洲也是整个西方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翻译活动。作为译者，这时的罗马人就是“征服者”，像掠夺战利品似的来利用和掠夺希腊的文化产品。他们用拉丁语翻译或改编荷马的史诗和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欧里庇得斯、米南德等人的希腊戏剧作品。他们以胜利者的姿态把希腊作品作为一种由他们任意“宰割的”“文学战利品”。他们对原作随意加以删改，丝毫也不顾及原作的完整性，选择翻译作品并吸取希腊文化的精华，为我所得，为我所用，使异域文化归顺并丰富译语文化。这样，罗马的译者就可以凌驾于希腊原作者之上了。西方翻译史上第一位理论家、古罗马翻译家西塞罗认为译作超过原作，译者高于作者。古罗马后期的哲罗姆宣称：“译者将原文的思想内容视为囚徒，用征服者的特权将其移植入自己的语言之中”。在他看来，译作可以与原作竞争，翻译就是征服原文，“翻译就是创作”。此时的译者身份就是征服者，或称侵略者。译者的主体性作用发挥到了极致。这是一种极端的表现。

四、译者的“吞噬者”身份

在当前波涛汹涌的全球化浪潮中，全球化问题牵动着中国学术界的神经，人们需要提防文化全球化的陷阱，警惕以文化全球化来取代文化多元化、民族化、本土化，也即推行西方文化中心主义，主张用西方强势文化一统天下。这实质上是一种西方文化霸权主义。这样只能导致民族文化的丧失和缺席。文化是人类创造的价值，具有独特的民族性、地域性、时代性。在当今世界全球化语境下，翻译的本质实际上就是文化传播和文化交流。在跨文化交流与翻译中，翻译策略的选择可以说是一个主观的过程，反映着和折射出翻译主体——译者的文化身份、文化意识、文化立场和文化态度，同时，也体现着译者的翻译目的和时代精神，深深地打着时代的文化烙印。意大利学者翁贝尔托·埃科在《他们寻找独角兽》一文中指出两种不同文化相遇产生的三种可能：一种是“征服”，或是教化（既按照A文化模式改造B文化），或是毁灭；一种是“文化掠夺”；一种是“交流”（互相影响和尊重的双方流程）。翻译不是中性的、远离政治及意识形态和利益冲突的行为。相反，翻译成了冲突的场所。巴西诗人兼翻译家坎波斯兄弟的噬人血式(cannibalism)翻译理论认为翻译就是噬肉吸血，吃掉原文，创造译文，意在反对重原文轻译文的现象，并最终反对翻译中的欧洲中心主义。

综上所述，在全球化语境下，译者的文化身份有了不同的定位，译者的主导性、能动性、创造性得到了张扬。译者的地位从边缘化走向中心化。尽管我们认同译者应该走出阴影，彰显主体，但是我们要切记译者的创作，不同于作家的创作，是一种二度创作，否则就不是译作，而是胡作、乱作。所以，译者既不是拜倒在原作前亦步亦趋，不能越雷池半步，也不是抛开原作，信马由缰，随意挥洒，而是在两种语言、两种文化交汇的空间里自由驰骋。我们不能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德莱顿曾经栩栩如生地将译者比喻为“带着镣铐的舞者”，虽然时时受到羁绊，但通过译者的艰辛劳动，还是会跳出优雅的舞姿。因此，译者也应该提高自己的文化素质，开阔自己的审美视野，丰富自己的“禀赋资源”，献给读者更多佳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