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聿文

今年的两会，有一个有趣的数据对比。一组是关于政府行政管理费用的，有委员提出从1978年到2003年的25年间，行政成本增长了87倍；一组是关于高校学费的，有委员提出，从改革之初到2005年的20年间，大学学费上涨了25倍。

这两组数字之间有什么关系呢？简单说来，前者是后者的原因，也即是说，正是政府管理费用的过快增长，行政成本占到整个财政收入的1/4乃至1/3，才导致政府没有足够的资金投向教育，从而造成学费上涨。

1993年颁布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提出，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到2000年达到4%。但是2005年过去了，财政性教育支出占GDP的比重，近年来却一直在下降。去年全国教育支出3951.59亿元，占GDP的比例是2.16%。这个数据低于2004年的2.79%，也低于2002年的3.41%。

教育投入不足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老百姓自己负担子女的教育。以高教为例，目前理工学科是每生每年1.4万元-1.6万元，人文学科是每生每年1.2万元-1.4万元。若按每生每年5000元学费、1200元住宿费的标准，学生家庭所分摊的高校教育成本比例为44%，若按学费8000元、住宿费1200元计算，这一比例高达66%，而国外这一比例通常在13%―15%。

虽然政府教育投入不足不是导致大学高学费和乱收费的惟一原因，学校机构臃肿、冗员泛滥，还有扩招之后的硬件投入等等也都加大了教育成本，但显然，投入不足以及资金分配的不公是一个主要因素。有人曾计算过，假如我国财政性教育支出从目前的水平，提升一个百分点，按照中国现在的国民生产总值水平和在校大学生的数量计算，大学学费就可减半，中国就可减免贫困家庭学生的全部学费，消除大学生的辍学现象。

去年的财政收入达3万亿元，提升一个百分点就是300亿元。2003年全国高等教育收费约400亿元，按照这一标准，的确可以减免大部分学生的费用。于是人们自然要问，如此好事为什么不做？我想不是政府不愿意，而是国库里拿不出多余的钱来。那财政的钱又到哪儿去了？答案是，大部分由政府自己消费掉了。

根据政协委员任玉岭提供的数字，2003年行政管理费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为19.03%，当年的财政收入约2万多亿元，行政成本合4000多亿元。而按照另一种流行的说法，近年来中国公车消费每年在3500亿左右，接待消费在2000亿左右，出国费用在2000亿左右，其他后勤服务消费大约也在3000亿左右，这些费用全部加起来，大约占整个财政收入（包括预算内外）的 30%。在我看来，后一种说法虽然可能与实际的费用有些出入，但更真实，因为它把预算外的政府消费这一块也算进来了，这一块其实是一个非常大的数字。可以说，从1万亿中节约出300亿来，应该不会太难，因为从上面的支出结构来看，很多都属于只能为公务员个人而不能为社会带来产出的政府支出，是一种无用的耗损。但就是节约不出来，原因很简单，因为我们还不是一个有限责任政府，财政也不是一个公共财政。因此资金的分配首先是用来满足政府自身运转的需要而不是用来满足大部分人的公共物品或服务的需要。

客观地说，随着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社会对政府公共服务的需求不断增强，而政府履行职能又需要一定的财力支持。因此，政府行政成本的增加有合理的一面。当然，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也可引入市场机制来改善政府公共服务的手段和方式，以最低的成本提供最好的公共服务。现在政府没做到这一点，根本的原因是政府的职能还没有从市场中退出，管了很多不该管也管不好的事。

情况看来已经很清楚，要解决大学学费增长过快问题，需要财政提供充足的资金。而要增加教育投入，又须降低过高的行政成本，减少政府无谓的浪费。这就涉及到构建一个与市场经济相配套的有限政府和公共财政问题，只有政府的规模、职能、权力和行为方式都受到法律明确的规定和有效的制约，政府才会把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职能放在突出位置，并配备相应的财力支持。上述两组数据，让我们看到了这样一种逻辑关系，也凸显了建设一个有限责任政府的必要性和紧迫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