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发展研究于20世纪50、60年代在国际学术界兴起，80年代中期被引荐到中国。伴随着中国改革进程的不断深入，中国政治发展在理论与实践双向互动的作用下取得了重大进展。一方面，随着政治行政体制改革的逐步推开，国内学术界对政治发展问题表现出了日益高涨的研究兴趣，对于中国政治发展的研究在不断拓展和深入。另一方面，中国改革的特殊性与创新性，为中国政治发展研究提供了广阔的视角与丰富的素材，也向国内学界提出了政治发展理论研究本土化的迫切要求。
2002年，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要坚持走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发展道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这次会议对中国政治发展理论研究意义的肯定，更加激发了国内学界的中国政治发展研究热潮，催生了累累研究硕果。本文试图对近年中国政治发展理论与实践之进展状况进行总结概括，并对其中值得注意的若干成果予以扼要介绍和述评。
一、中国政治发展理论构建
早先时候，国际学术界以西方社会政治实践为参照来构建政治发展的一般理论模式，将民主化视为政治发展的首要目标和标准，而把现代民主制度的“移植”视为谋求政治发展的必由之路。经历了理论的吸收、观念的冲突和思想的沉思之后，中国政治学界意识到，在吸收国际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结合本国现实国情，谋求理论创新，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发展理论框架是中国政治学者的重要任务。基于这样的认识，中国学者开始对我国政治发展理论建构模式展开探讨。
1．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引进
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我国主流学术杂志开始了对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系统介绍。根据新制度主义理论，制度是一种社会博弈规则，是人们所创造的用以限制和约束相互交往行为的框架。制度决定人的行为，因此，制度环境是影响一个社会能否繁荣与发展的关键性因素。制度分为正式的规则（宪法、产权制度和合同）和非正式的规则（规范和习俗），二者需要协调一致，“即使是从国外借鉴良好的正式规则，如果本土的非正式规则因为惰性而一时难以变化，新借鉴来的正式规则和旧有的非正式规则势必产生冲突。其结果，借鉴来的制度可能既无法实施又难以奏效”。在新制度主义学者看来，制度和规则的形成是人们行为互动反复博弈的结果，各种制度一经产生，便依照一定的“惯性”原理（即所谓的“路径依赖”）而得到运行。在运行过程中，社会成员（一群人或一个人）在面对由制度不均衡所引致的获利机会时自发修正规则，从而产生“诱致性制度变迁”；或者由政府出面制定新的法令来校验规则，从而产生“强制性制度变迁”。
新制度主义理论为理解和解释中国政治发展提供了若干帮助。首先，“路径依赖”理论强调，人们过去做出的选择决定了他们现在和将来可能的选择；既有方向的扭转往往需要借助外部效应，因此，引入外生变量或在政府主导下实现创新是打破制度循环轨迹的必要途径。其次，新制度主义坚持，在日常生活中自发形成的非正式的行为规范（类似于所谓的“潜规则”）不仅在社会生活中更有效力，而且，也是一切正式规范和制度运转的基础，因此，尊重传统并在传统资源之内开发新的制度要素，而不是在否定传统的基础上外生和嫁接一种新的制度改造方案可能是谋求政治发展的有效途径。最后，既然自下而上自发生成的制度规范更有意义，那么，政治发展的战略选择就更不应该仅仅局限于国家和政府层面的制度改造，而更应该以促进民间自治组织与制度的发育为方向。
基于对新制度主义的认识，中国政治学界有人提出了用于分析中国政治发展和变迁的“制度范式”理论：用政治结构所安排和影响的产权制度构成一个宏观的制度结构；制度结构决定或影响着由组织、政府与企业关系、交易方式（计划或市场）、意识形态等元素构成的中观的制度安排；制度安排的样式直接影响着由政治合法性和经济绩效构成的制度绩效。同时，国内也有一些学者开始尝试运用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理论框架，深入研究中国改革实践中源于政府推动的制度变迁与制度建设；还有学者则更加关注来自基层的制度创新，如中国农村的村民自治和城市的社区建设等。
2．“治理―善治”理论的应用
20世纪最后的10年中，“治理”（governance）概念作为社会科学讨论的核心概念，也被广泛应用于政治发展研究当中。1989年世界银行提出这一概念后，90年代许多国际性组织都把“治理”一词当作它们年度报告和重要文献的关键词汇。如世界银行1992年度报告的标题为“治理与发展”；联合国开发署（UNDP）1996年度报告的题目为“人类可持续发展的治理、管理的发展和治理的分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1996年发布了题为“促进参与式发展和善治的项目评估”的报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1997年公布了一份名为“治理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文件；《国际社会科学杂志》1998年第3期出版了“治理”专号。
随着“治理”概念的流行，人们将更多的注意力从统治（government）转向治理（governance）。治理概念将政治体系与其环境要素联系起来，使政治学从更加具体的政策角度和社会合作的立场出发，思考如何驾驭经济和社会，以及如何实现社会集体目标的问题。
“治理”是一个比“统治”含义更加宽泛、内容更加丰富的概念。目前，虽然没有统一的标准定义，但它强调“社会”与“政府”的共管共治，强调市场、层级、网络等不同机制和角色在社会管理中的重要作用，强调政府、中介组织（民间团体和组织）、基层社会与个人相互合作对于社会治理的重要意义。
一般研究认为，从结构的角度来理解，存在4种一般的治理模式：即等级制的、市场式的、网络式的以及社区式的。等级制的治理模式集中体现在民主政府的官僚体系中。在这种治理模式中，国家通过法律和其他规制形式实现对社会的治理。市场作为一种治理模式，被视为资源分配的机制和经济主体活动的舞台。治理也体现为政策网络，它将各政策主体纳入网络关系之中，使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得到协调。社区式的治理模式通过社区自治，在国家最小干预的情况下解决社区面对的共同问题。从过程的角度来理解，治理主要体现为宏观上的驾驭和控制以及微观上的参与互动、协商和协调。
治理理论提出了社会管理的新模式——自上而下的政府管制+自下而上的社会自治，这种新的治理理念为我们审视政治发展提供了新的视角，它所倡导的综合治理模式对于中国政治发展目标和方式的设定具有积极意义。
依据新的治理理念，政治发展可以被分解为两大方面，或者可以被看作是一个“双边进程”：即，一方面限制和约束公共权力，达到“控制国家”的目的；另一方面，建立和健全社会约束机制，实现“规制社会”的目的。作为政治发展的主导力量，政府在实现自我改造、建立约束公权的制度规范的同时，改变管理模式，重塑政府规制，利用社会自发形成的风俗、习惯、乡规民约、宗教、道德和市场机制，创制法律和政策，实现社会良好治理（“善治”），是谋求社会和谐发展的根本途径。
此外，治理理论还主张通过市场、国家和社区三位一体来实现社会治理，认为社群（或社区）组织采取共同行动来参与国家和市场活动，可以改善政府服务，使其工作更加透明和更有责任心。当有组织的公民团体建设性地加入国家管理过程的时候，社会资源将得到扩大，发展将得到促进，治理将变得更加有效。因此，鼓励志愿组织和非营利性机构（即所谓的“第三部门”）的发展，促进公民社会的健康发育，应当纳入国家发展战略。
治理理论的学术价值得到了中国学者的肯定。近年来，我国学者纷纷开始尝试用这一新的理论框架来审视与规划中国政治发展。例如，有学者根据普遍的民主和善治原则，结合中国的具体实际，发展出一套关于中国政治的主要发展方向——“中国民主治理”的评估标准，包括：法治、公民的政治参与、多样化、政治透明度、人权和公民权状况、对党和政府的监督、党内民主和多党合作、基层民主、民间组织的状况、合法性、责任性、回应性、效率、秩序和稳定。也有学者依据政治学有关“政府政治体系”与“非政府政治体系”的划分，引用治理理论，按照“双边治理”的思路，再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发展概括出中国政治发展的三条线路：即，“治官”（政府治理）、“治民”（社会治理）与“治党”（政党治理）。
3．其他理论探索
在中国政治发展理论构建方面，民主政治模式可以被视为最典型也是最通用的理论模式。这种理论构建以政治生活的民主化为政治发展的核心目标和衡量标准，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分别关注于“体制内”的民主化改造和“体制外”的民主化建设。有学者认为，与社会学、经济学等学科对民主政治发展的研究更多地侧重于国家―社会、政府―市场关系等“体制外”问题不同，政治学应当根据其学科特质，将政治发展研究直接触及到政治体制改革和制度建设这一民主化的“体制内”层面。这样才能使政治学研究在我国政治发展理论构建中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在民主政治模式中，有的学者立足于国家制度层面的民主改造（健全法制，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等），而有的学者立足于基层民主建设（村民自治，基层民主选举、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社区建设等）。二者虽然路径不同，但以民主化作为政治发展的核心内容是他们的基本共识。
民主政治模式（以政治民主化为核心）、新制度主义模式（以广义的制度变迁和创新为核心）和治理模式（以政府、市场和社群组织共同参与管理过程为核心）可以说是中国政治发展研究中所形成的主要理论模型。在这些努力之外，也有人曾经尝试别的理论构建。例如，有学者认为，中国政治改革研究目前的状况是宏大理论阐释与就事论事个案分析之间的两极分化，缺乏架通抽象理论研究与具体经验分析的桥梁——“中层理论”；根据中国政治改革渐进性与持续性的事实和特征，可以构建政策过程理论作为政治改革研究的中层分析理论，用于改革的经验性描述、理论概括和理论指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