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江苏省行政学院社会学部教授扈海鹂
扈海鹂，江苏省行政学院社会学部教授、硕士生导师。社会学硕士点“社会转型与文化变革” 方向学科带头人。主要研究领域为社会学原理、文化社会学、学习型组织、妇女研究、社会转型等。新近专著《解读大众文化——在社会学视野中》是从文化社会学角度对大众文化进行探讨的一种尝识。目前正在做大学生生活方式转型的研究。
记者：扈教授，我们知道您很关注与社会转型相联系的生活方式问题、关注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化整合。社会学界也不断在谈论“全球化背景下的生活方式”，您觉得“生活方式”这个话题很有意义吗？
扈：非常有意义！近20年来中国的变化速度太快了，世界现代化进程几百年的变化都在中国快速积累。中国的GDP总量已达到世界第六，中国已成为世界制造业的加工厂。成千上万座高楼、商厦、超市、高速公路在中国大中城市拔地而起，其景象越来越像发达国家。这种巨型的社会结构变化，社会学把它叫做社会转型。转什么呢？即从传统的农业社会转向现代工业社会，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走向市场经济体制。
我们的国家日益走向工业化、市场化、城市化社会。这是一个不可遏制的趋势。但这不仅仅是一个GDP上升的过程，它也是一个生活方式的转变过程。中国的许多问题不能只在经济结构层面上理解，一定要去发现、解释生活方式的深刻变革。
比如上亿人的非农化进程，对于社会来说，它是产业结构的变化过程，对于个人来说，它就是个人既定生活方式被改变。在今天的中国行政版图上，“村落的终结”正在快速地发生。每天都有村落在消失。有的是整个村落变成工厂区，昔日的农民进了村子里的厂；也有的整个村子里没有一座工厂，但年轻的男性、女性都外出打短工了，村里人多为老人与孩子。我在南京淳化地区做调查时，看到一些农民几乎整村地搬进了城市型公寓，但家中的摆设还是“农舍式”的。那些50—60岁以上的农民住进现代公寓后，说自已“找不到了平衡的感觉，总想找一块空地再种点什么！”这也就是说，他们还要在心理上、生活方式上经历“农民的终结”。非农化进程的另一面，是对新的生活方式的认同、接纳、适应过程。
同样，今天城市的变化也是非常之大的，大中城市成了高度流动、开放“生活场域”。外来移民、打工族增多，成为有吸引力的大都市特征。越来越多的城市小区成员，不再是从前同质性的单位同事，“陌生人之间”的交往关系问题出现了。
齐美尔在20世纪初就说过“典型的现代精神生活，是一种大城市生活”，“城市人表面上的傲慢是对差异性的冷漠”。今天，差异性、异质性的特征，发生在中国大中城市、城镇不同市民群体中，甚至存在于农民群体之中。人口学意义上的老人群体、女性群体、青年群体等，在生活方式上的异质性其实是很大的。
另一方面来看，中国城市化进程已到一个生活方式的拐点，这就是人均GDP超过1000美元。中国已经从一个温饱型社会走向一个小康型社会，从一个以生活必需品为中心的社会经济结构，走向以耐用消费品为中心的社会经济结构。家用小汽车、货款买房，正成为继电视机、洗衣机、空调等耐用消费品之后，新的家庭投资所在。中国正在经历着深刻的消费革命。
在世纪之交，我们可以这样说，“过去时代的生活方式正在被连根拔起”。
记者：目前中国的工业化还没有完成，中国当代的生活方式问题与早发展国家工业化未完成时的情景，是否相似呢？
扈：这是个值得探讨的问题。因为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是跨越式的。早发展国家现代化、工业化、城市化过程也存在生活方式的变化，但那时的生活方式变化，主要是由于与工厂组织、工业社会的兴起相联系。19世纪后期古典社会学在解释现代社会秩序时，主要关注两个东西，一个是社会化分工的纽带能否成为社会团结新的基础，二是与社会竞争相联系的生产领域能否培养出工业时代的新的社会性（即现代性）。这两个方面都与以生产为中心时代的生活方式相关。直到20世纪60年代，美国社会学者英格尔斯对后发展国家做“人的现代性”研究时，也没有脱离这个思路。
但今天的中国发展时段则很不同，工业化虽然没有完成，但我们是在用信息化带动工业化，用工业化促进信息化。由于与全球化、信息产业革命联系在一起，我们今天关注的生活方式问题，其主要趋向不只是以生产为中心的社会，而且主要的是以消费为中心的社会。因为全球化背景下的生活方式的特征是以消费为中心的。它本身包含着很多新的文化特质：
第一个是技术品格的作用。今天的中国至少95%以上的商品都在过剩。但今天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只用“丰富”来概括，还是太简单了。某种意义上说，生活方式新的特质是技术品格塑造的。尽管中国的基本工业化还没有完成，但全球化使中国成为世界电子信息产品的一个生产飞地。中国正在成为电视机大国、手机大国、网民大国。廉价的“MP3”、电脑、手机，DVD机、光盘，及1.5元1小时的上网费，不仅带动起巨大的经济、文化产业，而且这样一种对信息及文化产品的廉价占有及享用方式，已转化成这个时代社会成员特有的生活方式。中国新的年龄群体正在成为掌握、运作符号资源的新阶层。
第二个是跨文化互动的作用。由于全球化与巨大的新型媒体产业的作用，今天中国人的生活方式是处在跨文化互动的关联中。卫星电视、互联网从通讯手段上把多种文化、多民族的生活景象连接在一起。一个刚能识文断字的孩子就可能知道“可口可乐”、“麦当劳”、“肯德基”，贝克汉姆、罗纳尔多、麦当娜、好莱坞电影……一个孩子的跨文化感受可以超越过去时代的几代人经历。跨文化互动的普遍化，说明这是一个充分开放化、世界走向中国的时代。
第三个是日常文化经验的变化。前面说到，生活方式本身就有一个文化传承的问题。文化模式说到底是一个特定的群体、民族世代传承下来的生活方式的总和。 但生活方式塑造往往体现在细节、习惯中，体现在动态的身体语言上。身体语言（包括体形、姿态、举止、穿着打扮等）在今天业已成为身份的标识。今天的日常文化经验的变化之一，就是日常生活审美化的出现。特别是在大城市，青年身体语言的展示，构成了日常生活审美化的中心，这是一种新的文化经验。
由于以互联网、电视、手机短信为代表的中国的新型媒体工业空前地发展起来，快速地普及到中国百姓的日常生活中，它已显现地或潜在地影响了社会结构。更重要的是，它已改变了人们日常生活的文化经验：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日常生活离不开电视，离不开互联网、手机。这些东西已不是信息时代的奢侈品，而是新的交往方式所需要的必需品。这个时代的许多流行词，如“酷”、“性感”、“版主”、“网聊”、“年轻派”等都是和新的文化经验相联系。 “我喜欢，我选择”，这句广告词代表了一个很深刻的文化现象。在今天的时代，不是按年龄，而是按你的认同及选择（基于文化经验的），来区别你是属于哪一个生活方式圈子的人。多样化、个人化是这个时代创造力的来源，也是互联网时代生活方式下的另一种难题。
记者：您曾写了《在社会学视野中解读大众文化》一书，您很关注大众文化现象，这是为什么？
扈：在我看来，大众文化是当代文化现象特殊的聚焦点。大众文化的流行及其所拥有的广泛的受众，本身说明其已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由于大众文化的兴起，使“文化”行为大量地走进了消费领域、走进了人的欲求领域。从前人的现代性主要通过人的职业成功来体现，但现在大众文化的流行代表了人们的某种非理性的、非标准化的诉求。艾德加·莫兰说，“大众文化变成了个人私下里的文化，与技术、城市社会一起发展了起来。”人们在娱乐、消遣、消费中获得的某种潜意识的满足。这是传统社会学文化解释的思路所没有关注的。我认为，大众文化的普遍化是我们这个时代社会结构、文化结构的另一种折射，从中我们可以探讨当代中国主文化与亚文化间的关联。
记者：你怎么看待全球化背景下当代生活方式所包含的复杂性？你觉得应该如何思考呢？
扈：总体来说，经济全球化伴随着信息媒体与文化全球化，是一个世界潮流。这是一个非常有文化张力的时代。这种文化的张力是在跨民族、跨文化的互动中展开的。有学者认为，“中国正处在把世界传统作为自已传统的时代”。这话说得很好。当今中国生活方式的活力，不只是它有了第四代手机、数码电视，那么多的高楼……，最重要的是我们拥有了全球化时代视野，以及与此相联的创新型、开放型的思维方式、生活观念。这是一种社会变革的力量。我特别希望“这种张力”能一直持续下去。
当然，我们同时也在遭遇其间的困境。如对消费主义的盲目追逐，使生态破坏、资源浪费、人变得贪婪；又如大众文化、消费文化的不断强化，使文化不再有历史感，成为消遣型的“文化快餐”。这样一些“文化泡沫”过剩的后果，就是人们看上去“精神食物很富足”，但实际上又感到空洞和匮乏。
当今中国人的日常生活的硬件方面，越来越讲究品牌，越来越像“西方”；在时装、流行、影视的商业审美方面越来越接近“国际标准”，但我们缺的也许是另一些更基本的东西，如信仰、信念、诚信，对人性美好的理解，还有对传统文化的保存。
与电子世界相伴随的很多东西，其实是工具性的。急剧的社会变革，快速的城市化，技术、外语资格成为人们的文化资本等因素，都可能会带来对传统文化的忽视、或丢失。一个当过农村中学教师的硕士生对我说，“现在给我心灵支撑的还是20世纪30年代的那批文化人的作品。”他认为中国的大学应不分文理都开中文课。我以为这很有道理。越是民族性的东西，越具有世界性。当中国走向深度全球化时，生活方式的细节中最能看到民族文化的沉淀。如何促进这种民族文化“熏陶”、“沉淀”，这是全球化时代生活方式展开中需要深思的方面。
记者：扈老师，生活方式问题是一个很大的题目，你谈了不少你独特的见解。你想在今天的访谈最后说点什么吗？
扈：法国社会学者艾德加·莫兰曾用过“文化负压”一词，说明这个时代文化带来的负向压力。意思是在引进现代性的好的一方面的时候，也就把它的负面的东西也一同放进来了。我认为，很多人都会有这个时代“文化负压”的体验。如对竞争、自我实现方面的欲求，或考核焦虑都可能成为了负压。我们应该认识它、调整它。现代生活方式良性发展，是建设和谐社会的课题，“生活质量”代表着社会的“软实力”。无论是中国现代化中的新农村建设，还是城市社区的建设，或是我们个人的人格健全，都需要文化自觉。因此，要学会选择、建构我们自己文化与生活方式的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