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中行老人走了，现在文化界的人们正在悼念他。

大约是上个世纪80年代后期，一位可称为忘年交的年轻人将他刚刚读完的《负暄琐话》特意给我送来，可能是怕我不在意，又特意嘱咐一句：“很值得读！”我听了他的话，放下手头的事，立即展卷浏览，待看到三、四篇后，就放不下了，记得是一口气读完的。作者说他这本随笔“就主观愿望说却是当作诗和史写的。”书中记述了20世纪上半叶若干位大师级学者治学和为人的风范，还有一些老北大、老北京的旧事，叙事之平实，情趣之高雅，评骘之机智，笔锋之灵秀，实为多年来之仅见，确有“史”和“诗”的价值。加之听人说，他就是“余永泽”的原型，所以张中行这个名字就深深地印在脑海中。当然，我清楚“余永泽”是出于某种需要虚构的，因此丝毫没有影响我对这位老者的尊重。从那之后，在书店里只要遇见他的书，我一定买回来，大约积攒了六、七本，读了其中的大部分。 在张老先生的《写真集》一书的封面上印有两行手书恭楷毛笔字：“岂有文章惊海内，漫劳车马驻江干”。显然，这是借杜诗表达自己的谦抑之情，但同时也说明老先生“已有文章惊海内”，甚至“惊海外”了。著名记者唐师曾在一篇文章中说，“前年我经香港赴美探亲，后绕道回京。沿途意外发现，但凡能读中国字的，不问肤色发质五官布局，没有不读张中行的。” 先生在年近八旬时“暴得大名”，被有些人称为“文坛老旋风”。对此，我们感到庆幸，一位国宝级的学者和作家终于没有被埋没，出现在文坛上，为当代中国文化增添一些新内容；同时，我们也不无遗憾，由于历史没有提供应有的条件，他出现在文化视野的时间实在太晚了些，否则他会贡献得更多。我曾和一位同事谈到这点，他半开玩笑地说：宋代梁灏82岁中状元，成为历史佳话，张老先生成名时还不到80，不算晚！我当即从书架上拿下《蒙学辑要》一书，请他看《三字经》的一条注解：“梁灏中状元时尚年轻，八十二岁中状元之说实属子虚乌有。”看罢我们同时哈哈大笑。历史上的梁灏二十几岁中状元，之后在朝廷和地方为官十多年，英年早逝，享年只有41岁。梁灏的例证无法为张中行的历史的遗憾解嘲。

实际说来，张中行现象不是孤例，改革开放之后，还有启功、金克木、季羡林等若干位学者皆在耄耋之年才显现其真正价值。有人曾经感慨：20世纪上半叶，我们的文化史上出现过若干位值得中国人骄傲的学贯中西的大学者，如陈寅恪、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钱穆等人；而20世纪下半叶就再没有同一“量级”的学者出现。是中国人智商退化了吗？当然不是。设想，如果学术环境和气氛能够宽松的话，张中行等老人也许在四五十年前就已成名，其中总会有人赶上王国维等人的“量级”的。“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近二十多年来，我们的学术禁忌减少了许多，学术天地开阔了许多，学术成果渐渐多起来，初步显示出繁荣的苗头。但从一个和谐社会和现代社会的标准要求，现在还差得很远。没有繁荣文化的和谐社会是难以想像的，而没有以各种类型的学者为代表的精英文化，文化的繁荣就没有依归和灵魂。近几年来，我们提出公民道德建设的任务，特别是党的十六大提出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而要做到这些必须深入开展人文科学研究，在国民教育和全民教育中强化人文精神教育，使我们的后代不仅懂得科学技术，还要懂得真善美，成为知识丰富、情操高尚、素养深厚、人格健全的人。为此目的，我们必须特别重视建立高水平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队伍，培养出一批类似上面说到的重量级的人文学科学者。

谈论张中行，还不能不提到他作为学者的人格魅力。季羡林曾用八个字评价他：“学富五车，腹笥丰盈”，读过张先生著作的人大概对此不会有大的异议。季先生还用了“高人、逸人、至人、超人”等字眼来形容他的这位老友，因为其标准难以确切定义，所以不好断言是或否；但张中行其人的私德大醇而小疵，摆脱了许多庸俗趣味，是可以肯定的。有人问他的养生之道，他回答说：“我没有什么养生秘诀。要说有的话，就是我这一辈子，一不想做官，二不想发财，只是一门心思读书做学问。除此之外，我别无他求。”从我们知道的情形看，他没有自夸其德。没有这个精神，想作学问也是骗己又骗人。 好几篇文章都谈到他的一身布衣、布鞋，有时以一块烤白薯当一餐的简朴生活。他家住在德外某小区，一小套三居室的单元房，没有装修，而且是1994年，他85岁才分给他的。对照当前学术界的一些腐败现象，诸如争权夺利，跑官要官，鼠窃狗偷，邀名弃实等等非正常作为，就更显出张中行的价值。在这样的典型目前，应该有人惭愧和自责。

在《顺生论》一书中，张先生讲到他上个世纪30年代初，受当时风气影响钻过几年故纸堆，经、史、子、集都曾广泛涉猎；到大学毕业前夕，兴趣突然转到探究人生意义即“人生哲学”上来，这时他把眼光又投向西方，培根、休谟、康德、罗素、边沁等等都进入了他的研究视野。据他自己说，他的“人生哲学”的探究方向终其一生没有再变，所以他以思想家自许。根据这些情况，许多人说张先生学兼中西，显然是有根据的。不过，就我读过的他的著作来看，他的专长还应该说是在“国学”方面。我曾把他的《禅外说禅》从头到尾仔细读过一遍，他学识的博雅、思维的细密，特别是“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的“修辞立其诚”〔《易经》语〕的治学态度令我深为叹服和感动。他的思考对象主要是中国人和中国社会，他的价值信念，他的思维方式，他的审美情趣主要来自中国传统文化。我当然承认西学对他的影响，但作为学者类型，他仍然是中国型的，是中国传统文化塑造出来的，和胡适一类的学者有所不同。美国的一位钻研东亚文化的黑人学生说：张中行的书“透着中国文人几千年的高贵气质和文化传统”〔转引自唐师曾的文章〕。如果上述判断是对的，那么我们就可以说张中行的出现证明了传统文化的价值。就是陈独秀、鲁迅一类的历史人物，他们的爱国情愫和饱满的人格也是中国传统文化塑造的。因此我们必须理性地对待我们民族传统的精神文化。我们要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新的道德体系，我们要弘扬和培育我们的民族精神，这一切都只能建立在传统的地基之上。我们从来没有说传统文化百分之百优秀，根据现代社会的要求一定要扬弃一些必须扬弃的东西，但其核心精神是超越时代的，中国文化绵延数千年不断而依然保持其生命力就是证明。如自强不息的从道精神，厚德载物的博大襟怀，贵和尚中的和谐理想，崇德重义的价值信念等，今天仍然是鼓舞我们自尊自强，建设现代社会的精神力量。如著名国学大家钱穆先生所说，我们对本国以往之历史应怀有一种“温情与敬意”，不可以拿“两千年封建专制”为借口，把一切罪过都推委给古人。设想，如果“五四”时代的先哲们生活到今天，他们也定会重新审视“打倒孔家店”的口号，作出一些新的思考和判断。珍视和继承传统文化不是从“五四”向后倒退，而是从“五四”向前迈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