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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报告文学《只有1个孩子》说起 穆光宗  
 

对一个没有遭遇风险的正常家庭来说,不幸似乎是别人的事;而当不幸降临时,才知道别人的不幸也完全可能是自己的不幸。这就是风险的普遍性。独生子女家庭本质上是风险家庭。风险性就在唯一性。2005年6月10日,黑龙江宁安县沙兰镇中心小学在罕见的洪灾中,有105名小学生被夺去生命,全国为之震惊。据悉,死亡的学生中独生子女占了56%。在这个风险越来越大的竞争社会里,每一个独生子女家庭都不得不在心理上做好“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这样的风险准备,只能抱着一种侥幸心理来渡过整个生命周期。在某种意义上,独生子女父母是生活在不安甚至恐惧中的。脆弱的家庭结构决定了他们脆弱的抗风险能力以及对命运之剑可能随时落下的深刻恐惧。特别是中国急剧的社会转型导致社会中的不安全因素增多,几千万独生子女家庭的风险问题也必然引起更多的关注。

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有关独生子女的负面问题更多是从孩子素质发展的角度来关注和讨论的,最著名的报告就是1986年涵逸的《中国的“小皇帝”》,从此引发了有关独生子女素质发展问题的热烈讨论。2004年,杨晓升的报告文学《《只有1个孩子——中国独生子女意外伤害悲情报告》(华艺出版社,2004年6月)通过几个个案的报道凸现出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遭遇了夭折风险之后的家庭命运如何?杨晓升的报告则从另一个角度来告诉这个社会,独生子女家庭可能遭遇的伤害。几个有限的故事就足以告诉我们,独生子女夭折所带来的冲击给独生子女家庭所造成的痛苦之深、伤害之大、影响之远非当事人难知其味。也许这样的家庭在整个独生子女家庭所占的比例很小,但对不幸家庭所带来的夺命打击却是百分之百。

杨晓升的报告在学术上并非不可讨论,但的确富有责任心地提出了问题,他的报告告诉我们:有很多风险事件可能危及独生子女的正常成长,而且一旦孩子夭折事件发生,独生子女家庭是不堪打击的,这种打击不是任何补偿可以补偿的,所谓“世界上有一种伤痛难以医治”。最重要的一个结论是:独生子女家庭的风险性凸现本质上是生命周期的一种现象,对一个群体来说,是无法规避的。

独生子女的风险性到底有多大?独生子女的成长风险如何规避?对遭遇了独生子女伤病残缺风险事件的家庭,政府应该有什么样的作为?独生子女政策的家庭代价如何外部化、社会化?这些问题已经提上我们的重要议事日程,该引起学界和政府部门的高度关注了。

在中国文化中,家庭或者家族长期以来是以亲子关系为轴心的,这与西方文化以夫妻关系为轴心大不同。所以发展到独生子女家庭时代,独生子女就成了唯一的中心。比照之下,如果有两个孩子,就有了两个被关注的对象,在理论上也就分散了父母的注意力,也就无所谓“中心”了。

独生子女因其独生而成父母的“唯一寄托”。孩子所提供的精神效用是独一无二的,简单说,孩子对中国人来说就是情感的寄托和希望的化身。一个完整的家庭流淌着父母给孩子的爱以及孩子对父母爱的回报。家庭是人类实践最富有人性的爱的场所。人的感情宣泄和满足最重要的是来自家庭的亲情互动。一旦孩子出现意外,父母就找不到另外的替代和精神支柱。孩子的夭折就是无情剥夺了为人父母者施爱的对象和能力,剥夺了享受天伦之乐的可能。人生最悲苦的打击都无法与中年丧子、晚年丧子相提并论。独子的夭折将给曾有子终无后的家庭带来永难消失的心灵创痛,在一段时期里几乎无一例外地陷入“精神的炼狱”,巨大的打击完全可以用“痛不欲生”、“生不如死”来形容。丧子的多米诺骨牌效应是多重的,从精神打击到健康打击再到经济打击……。孩子是一个家庭的基座。基座一倒,地动山摇;孩子一去,全家皆垮。孩子的夭折就是精神的崩塌。打不起精神、无心奔前程这种状况可持续数年。如果能挽回孩子的性命,所有的家庭都会愿意付出最昂贵的代价。人命大如天,正是此意。

一些家庭想自己生育、想试管婴儿甚至未来新生儿的名字都同于夭折的孩子,这些甚至是疯狂的举动都说明了“补偿心理”是何等强烈!孩子的夭折意味着家庭关系的破坏和断裂。人类的幸福感是由关系决定的。人并非只为自己而活。孩子的突然离世同时意味着那部分最有亮色、最有希望的生活被生生夺去,留下的生活亮度骤然下降甚至是完全的黑暗。如果说付出的同时总是期待回报,这是爱的理性的话;那么满怀希望的付出得到的却是没有回报的结果,这就是不折不扣的爱的绝望了。

有关生育的成本——效用的研究证实,孩子不仅提供精神效用,而且提供经济效用、照料效用等。倘若含辛茹苦将孩子生下并即将养育成人成材的家庭突然遭遇了“独子夭折”的风险事件,那就意味着一切的投资化为乌有、一切的希望都成泡影、一切的回忆都是不堪。

通过经验事实,我们可以得到三个公理性的认识:

(1)越是自身成就有限、越是对孩子有所冀望、越是以孩子为生活轴心的家庭,独生子女夭折所带来的打击就越大。

(2)孩子越是聪明、越是乖巧、曾经给父母带来的满足越多,那么夭折给家庭和父母所带来的痛苦也就越深。

(3)在孩子的身上投入的物质和关爱越多,那么夭折给家庭和父母带来的损失和代价就越大。

在家庭和孩子发展的层面上,一个中心极易导致父母的爱过分聚焦,导致独生子女素质和人格发展的偏差、失衡。“独生子女的成长生态”是一个必须引起高度关注的问题。一个缺乏兄弟姐妹的成长环境标志着一个并不良好的成长生态。独生加错爱导致了不少独生子女素质的偏差发展,特别是个体人格、人际交往和社会发展方面的失败。

从全生命周期来看,独生子女是负担最重的一代人。独生子女家庭到了生命周期的晚期迎来的是“独子老龄化”的挑战,他们缺乏最起码的回旋余地。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细胞”的脆弱决定了一个社会内在的脆弱。广义来看,独生所带来的风险不仅仅是夭折这种比较直接和强烈的风险,而且包括了未来的养老风险、社会发展风险甚至国防的风险。独生在整个生命周期都存在着风险。

政府需要认真考虑政策本身的风险性,将风险意识植入更为完善的生育政策之中。 生育安全是人口安全的出发点。安全的生育是人类生育的基本要求。生育安全构成了社会安全这个大范畴的重要组成部分。安全的生育有一种现实的保障功能。生育安全观的含义是:(1)生育这个行为、这个过程是安全的。降低孕产妇死亡率和婴幼儿死亡率。所以要降低生育过程中的风险。(2)影响生育安全的政策性因素需要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3)只有安全的生育,才是有保障的生育;只有安全的生育,才是人性化的生育;只有安全的生育,才是有效用的生育。

我们必须寻求新生育政策的理论依据,这就是深具人文关怀精神的适度生育和优化生育,这是未来中国人本主义计划生育的必由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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