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旭东

批评界最近热烈地讨论学院文学批评和文学教育的问题，但遗憾的是没有谁具体论述到学院文学批评和文学教育之所以乏力，是与大学中文学科体制的僵化和刻板分不开的。学院文学批评确实存在种种弊端，如学院批评家要么就是那种“老夫子”式的人，只埋头于故纸堆里，对现实十分隔膜；要么就是那种“明星”式的人，喜欢造势和跟风，追赶时髦。于是，许多人感叹，如今的大学缺少那种真正具有审美判断力和严密的哲学思辨力的批评家。而且大学中文教育给学生提供的并不是一个充满活力的文学场景，理论的空洞和批评的弱化，文学历史感的缺失，再加上对现实参与性的不够，所以大学中文教育的功能也变得含糊不清，并没有真正普遍地培养起学生的艺术信仰，也没有普遍地培养起学生对文字世界的兴趣和热爱。

诚然，学院文学理论批评的问题也好，大学中文教育的问题也好，都不能责备学院理论家和批评家的无能，不能责备学院中文教育者责任感的丧失和对教育功能的漠视。追根溯源，导致学院理论批评无力和大学文学教育弱化的主要原因，还是不完善或者说亟待改变的大学中文学科体制。可以说，现有的中文学科对于文学知识的传递、文学理论和批评的建设设置了种种屏障，而且在这种体制下，我们的文学教育似乎不是在使文学传统在令人敬畏的前提下得以传递，我们的文学世界并没有被充满激情而又理性地进行人文主义的关照，而是逐渐地向消费文化投降并不断地失去它的尊严和高度。

首先是现有的大学中文课程体系的问题。一般大学中文系的专业课程分两块：一是文学，一是语言。这两块本来应该是结合紧密的，但事实上现在的许多中文系语言和文学两块基本上是老死不相往来，你耕你的田，我种我的地，搞文学的轻语言，搞语言的轻文学，语言和文学成了两张皮。且语言学教材和文学教材基本是两套完全不同的话语系统，这就导致了学生在语言课堂上和文学课堂上感受到了两方面的断裂。特别是在研究生教学这一层面上，由于语言和文学两种知识的断裂和割离，导致了文学专业的学生语言素养不够，而语言专业的学生文学感悟能力不足。

另外，就文学这一块而言，其内容的设置也是有问题的，许多大学中文系的文学课程是三块：文学史、文学理论、作家作品研究。文学史和文学理论都被看作专业基础课，这是没有什么可疑的。但我们不能因为重视文学史和文学理论而忽视了作家作品研究这一块，因为对文学史的纵深理解和对文学理论的准确认识也要具体落实到作家作品上来。中文学术界曾经有过一个比较普遍的观点，即当代文学好像不是学问，做批评好像没有做理论，份量不够，于是搞得有些学者做了一段时间的批评，连忙声称自己要“从批评回到学术”了，好像做批评掉价似的，这些人没有想到，批评事实上就是一种学术，只不过我们对“批评”的理解还有问题，而且我们的批评实践可能消解了批评的意义。对当代尤其是对当下文学现象的跟踪和审视，其实是最有可能激发学生的文学感受力的途径，年轻学子对新鲜事物本来就怀有天然的好奇心，而且也热心于参与现实，那么我们的文学课程就应该在一些当代文学热点难点问题方面有所考虑。而且身处文学现实之中而漠视现实的种种问题，反而去历史的故纸堆里去拾捡陈旧的问题，这实际是浪费了文学的研究资源。

大学中文文学课程设置的不合理性还体现在轻视写作课程上。现在许多大学取消了写作课（创作实践课）。一些人认为写作是很个人化的，是无法学习的，写作没有什么模式，也不必要去弄一个理论体系或方法论来传授。这看似有道理，但试想想，世界上做什么事情有定法呢？因材施教意味着“教无定法”，但“教无定法”其实就是一种“法”。文学史研究和文学理论批评的展开不都是没有定法的吗？大学中文专业培养出来的人才要么会写，要么会评，但最好是既会写又会评，否则中文系毕业的大学生、研究生该算是合格的文学专业人员吗？再说没有写作艺术的实践，没有切身体验过语言的锤炼，没有亲自构造过文学这个感性世界，理论和批评从何谈起。

其次，是大学中文系的学术评价体系有问题。学术应该严格规范，但我们中文系的学术评价体系和标准，也有些过于狭隘和刻板。现在中文系评职称要三大件：省部以上的课题、核心期刊的论文和专著。当然，最好还要有学术上的获奖记录。先来谈谈核心期刊的问题，能在核心期刊发表的论文，就一定是称得上好论文吗？这个问题许多在核心期刊发表过论文的人心中是有数的。更不用说许多核心期刊都是可以用钱买来版面的，而且很多核心期刊发表论文还可以用别的非学术手段来解决，所以鉴定论文水平的高低应该回避核心期刊这一“定语”。另外，专著出版也很容易，花钱就可以自费出版。只要你想出专著，每一个在大学中文系教书的人都可以如愿以偿。省部级以上的课题如果也是必要条件或最见实力的“硬条件”，那么全国这么多的省级以上的课题，到底有多少是有意义有价值的，姑且不论课题结题的容易度。好像只要申请了课题，就能结题。几乎没有听说过谁结不了题的，除非这个课题负责人故意不结题。至于省级学术获奖，有一个事实可以证明它是不可靠的，差不多每个省市每年的哲学社会科学评奖的获奖人数都在几百人以上。

中文系评职称一般很注重纯理论的，而且论文越长越有份量。宗白华被誉为学术大师，事实上他真正算得上理论的仅仅是一部字数不多的《美学散步》，而且《美学散步》里的篇章按照现在的论文标准，只能算是“文艺随笔”，还不能当论文提交的。王国维的《人间词话》这种“片断式”的文论，在当今动辄“20世纪……”、“全球化语境中的……”的高头讲章相比，那根本就不能算是学问。所以现在很多大学的学者的学术专著是一定要有意地按章节编排的，即使没有完善的理论体系，也要拉出一个理论框架来，因为批评论文集不能算专著。当代文学这一块，评职称时大家都不敢提交单个作家作品的评论，怕被认为单薄，份量不够。当然，研究生论文的标准的是“有理论创见”，于是当代文学专业的硕士生和博士生写毕业论文，一般都不敢写单个作家的作品论。大家都挖空心思要写出一个“思潮”，一个“流变”，写出一个所谓的“话语空间”和“理论体系”。

大学中文学科体制是国家文学体制的一部分，它直接决定文学教育和文学批评的内容，直接影响文学知识的传递。从某种程度上看，大学中文教育基本掌控着文学话语的产生和传播。因此，大学中文学科体制的完善对于文学的发展，对于文学教育和文学理论批评的建设都是意义重大的。以上不过是对大学中文学科体制存在的问题列举了一些看法，对大学中文教育的深层结构也许还没有准确认识，但大学中文学科体制和教育模式的陈旧已是有目共睹，如果不改革，大学中文教育的作用和效果就值得深深怀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