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孝通先生在人生的最后几年最热衷的一个概念是“文化自觉”。他们这一代从西方学成回国的知识分子一生都在推动中国的社会文化变革。当中国人的民族自信的经济和社会基础都变得丰厚起来的时候，费先生提出文化自觉的问题，给我们一个极其重要的时代课题。文化自觉是在具有文化自信的基础上对自己的文化的来源、得失的清醒反思。文化自觉是在跨文化交流的前提下对文化自我的一种自知之明。文化自觉是要克服文化上的盲目性，建立从本民族的文化实际思考民族未来的宏观意识。它既是我们反思我们受西方影响的现代化历程的概念工具，也是我们采取正确的文化发展路向的思想方法。我想借助这个概念的思想逻辑，谈一谈传统节日对于中国的社会文化再生产的意义。

节日文化通常是一个民族的生活文化的精粹的集中展示。现代国家的节假日体系是反映一个国家的价值取向和民族精神状态的文化指标。国家对节假日的制度安排应该考虑如何充分利用节假日作为社会文化再生产的机制，以便通过民族文化的生活传习来增强民族认同。

在过去的二十多年里，国家的法定假日大大地增加了。这是我们国家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标志。增加节假日顺应了社会发展的需要，但简单增加现代节日放假天数的思路值得检讨。例如，五一和十一的休假变长了，可是国家在这个时间只有很简单的仪式活动，大多数民众没有什么非做不可的事情。民众有非常重要的清明、端午、中秋、重阳等节日需要休假时间去开展活动，可是国家并不把假日安排在这些时间。

此外，单纯地增加法定假日能够产生如经济学家所说利用假日拉动消费的作用，但是无以发挥广泛的社会文化作用。如果把增加的假日分配在传统的节日里，它们除了发挥现有的对于物质再生产的作用之外，还可以发挥对于社会文化再生产的作用。

“文化生产”一是指“文化产品的工业化生产”，一是指“观念，意义或者意识的社会生产”。后一种意义的早期代表是雷蒙·威廉斯1961年出版的《漫长的革命》，它倡导对文化的社会过程的分析。1978年英国社会学会的年会主题是“文化”，学者们强调文化应当被视为生产意义的社会和历史过程。从“文化生产”又发展出“文化再生产”的概念。把“再生产”一词从经济领域运用到文化领域是法兰克福学派的贡献，他们使用文化再生产表示国家支持的文化制度在人们的观念里制造出维护现存的社会制度的意识，从而使得现存的社会结构和权力关系被保持下来，即被再生产出来。

“社会再生产”是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里的一个概念。它被引申到文化问题上是指社会通过自觉的活动达到这样的效果：1）使特定的观念、价值被传递下去，文化及其所代表的规范得以继续存在；2）因为特定的价值得以传递，社会仍然按照既定的规范延续，最终社会得以按部就班地维持。

用“社会文化再生产”的观念看待休闲、节假日活动，会发现原来忽视了的问题。北大和清华模仿牛津和剑桥，有皮艇比赛。在一个层面来看，这是一个不错的体育活动，丰富了学生的课外活动。但是，如果用文化再生产的眼光来看，就会发现它是缺乏“文化自觉”的方案。我们的大学在科技上要追赶西方，已经形成了强烈的西方先进、高明的意识。这种意识会影响我们把所有西方的东西都看得比它的实际价值高，如同一个商品，即使说明书上说的功能、技术指标都一样，很多人还是会放弃国产而选择西方的东西。“西方”本身成了价值标签。皮艇背后是非常鲜明的西方认同，传达的意义是模仿西方才是高雅的，就连玩的项目也是如此。当我们选择皮艇的时候，我们选择了一种关系（我们自认是一个完全模仿的地位），并且我们还大肆报道，在全国传递这种认同。我们不自觉地再生产了与西方的被动的结构关系（模仿、依附）。如果我们把皮艇换成龙舟，意义就很不一样。北大和清华赛龙舟，在形式上与牛津和剑桥的皮艇比赛就是一种若即若离的关系，传达的是：我看起来是借鉴你，但是我有我的本源。通过媒介传达出去，它造成的是对于中国的强认同。

传统节日以习俗的力量让民众自动在同一个时间经历相同的活动，在相同的仪式中体验相同的价值，一个共同的社会就这么让人们高兴地延续下来。这就是传统节日最经济、最有效的生活文化再生产功能。如此看来，把假日全部分配给没有民俗基础的日子，不如把它们分配给民俗节日更有社会意义。清明、端午、中秋、重阳作为假日，一方面更能够实现刺激消费的目的，另一方面还有利于中华民族的若干重要的价值有更好的机会在生活中自然地传习。其实，许多善待传统的国家都是这么做的：兼顾现代国家观念和文化历史的连续性，一方面重视国庆节，并设立专门的假日让国人有时间纪念为国牺牲的人，另一方面重视文化根源、文化认同和历史连续性，所以才保持传统文化中纪念日的公共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