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艾君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当代俄罗斯，以车臣为题材的创作活动无疑已经成为苏联卫国战争以来又一种新的“战争文学”。俄罗斯通俗作家、俄罗斯电影和电视剧对车臣题材的关注超乎寻常。在俄罗斯出版物中，有关当代车臣的回忆录、旅行记、反恐小说、影视作品，如雨后春笋；比起19世纪下半期高加索战争之前的情形，已经不可同年而语，车臣问题从来不曾像现在这样受到俄罗斯和整个世界的关注。这些大众文化，从不同角度反映、解读着车臣战争，反过来也影响着大众意识。阿富汗战争对于苏联，犹如越南战争之于美国，其损失是惨重的，留在人们心中的创痛是深刻的；但是，由于阿富汗战争的非道义性，随着时间的流逝，苏联解体之后（对阿富汗战争的认识和记忆，与对苏联的认同联系在一起），已经被逐渐淡忘。散布在众多俄语国家（这些国家的经济社会亟需振兴）中的阿富汗战争的老兵们，多半在贫困线上挣扎，成为社会中被遗忘的一群。许多俄罗斯人愿意把车臣与阿富汗相提并论，将车臣危机视为“阿富汗第二”，但是，车臣战争的性质与社会后果却不同于阿富汗。车臣危机是苏联解体的组成部分（苏联解体乃是俄罗斯民族或国家的重大历史挫折），也是苏联解体进程的继续，或预示着俄罗斯联邦的再解体。在俄罗斯衰落的同时，美国和北约却步步进逼，俄罗斯民族感到挫败和屈辱。

战争首先伤害、甚至扭曲了战争的参加者。美国著名报纸《华盛顿邮报》曾经写到，在经历过车臣战争之后，俄罗斯的雇佣警察所发生的种种心理扭曲：从车臣回来之后，他们只是酗酒，然后忘却。他们不情愿地参加这场战争，他们很容易被激怒，因为他们体会过因金钱而带来的痛苦；而且，事实上他们并没有得到这些钱。而在当代俄罗斯社会里，几乎很少有人称赞他们。俄罗斯雇佣警察完全不同于十年前担任警察职务的那些人。他们在车臣发生了变化。由于高度紧张和压力，当他们从车臣返回之后，就像是暴徒。结果，他们将这种经历也带回了家。他们性格暴戾，容易激怒和冲动，作为一个群体，他们将对俄罗斯社会长期构成严重威胁，这是车臣战争所导致的、将长期发生作用的消极后果，是俄罗斯社会的疾病。

在当代俄罗斯，随着大规模军事行动真正结束，文学和影视作品却以另外一种方式来纪念车臣战争，并且成为俄罗斯通俗文学和影视作品中的闪光点，在社会流布方面异常活跃。在第一次车臣战争前后，有关车臣战争的电影或通俗小说其主题通常都是反战的。这些影片对于战争的表现基调是灰暗、甚至悲惨的。俄罗斯中央电视台曾经播放一个纪录片，在片中，一些首次前往车臣战场的士兵将打仗视为一次小旅行，并打算在3月8日前回家，但是不久就在前线阵亡了。片中插放一首俄罗斯士兵自己写的歌曲，一句反复出现的歌词是：谁将战争作为工作，战争就会给谁带来灾难。

一些影视作品反映了车臣战争对人的心理扭曲、民族之间的深刻敌视。电影《战争》（《Война》）中，一个车臣人同被俘的俄罗斯人有这样一段对话：“我是一个穆里德的后代。一百五十年前他收拾过你们的人。这是我的土地，我要将异教徒狗从土地上清除出去，直到伏尔加格勒的俄罗斯人一个不剩”。电影《信号所》（《Блок—пост》）中，一个令观众印象非常深刻的情节是：在北高加索某村庄，一个不更事的小孩，面对俄罗斯士兵，用斧头敲打烈性炸药，与俄罗斯士兵同归于尽；而影片的结尾，终于清楚，那个神秘的狙击手原来就是经常到信号所来的高加索少女（她假装和一个士兵谈恋爱，并几次给信号所的士兵带去一个姑娘，做肉体生意）。

车臣是当代伊斯兰宗教狂热者、理想主义者实践宗教乌托邦的试验场（除了车臣以外，还有塞尔维亚、伊拉克、阿富汗等），也是俄罗斯人捍卫民族尊严的最后底线，成为俄罗斯走向历史衰亡或复兴的象征。而车臣题材的文学作品、影视作品，是俄罗斯人对爱国主义或民族主义情感的集体体验的介质。电影《炼狱》（《Чистилище》）中，俄罗斯军队在车臣遭到伏击，伤亡惨重，表现了车臣战争（特别是在车臣战争初期）的残酷。按照导演亚历山大·涅夫佐罗夫的说法，是为了尽量真实地展现车臣战争的画面：“我没有人为的英雄，所有的名字都是真实的。我不能容许自己造假。我追求、并且创造了一个战争本身应有的世界”。类似影视剧的情节多半是：恐怖分子野蛮残忍，绑架人质，索取赎金，于是俄罗斯军队运用谋略，或动用勇敢无畏的特种部队，展开搜索和围剿，最终将恐怖分子消灭，表明俄罗斯反恐战士的英雄主义和无畏气概。这些作品对参加军队、参加战争（保卫国家）在价值上作出肯定。如《士兵叙事歌》（《Баллада о солдате》）中，生病的父亲对主人公（一位年轻的战士）说：参加过战争，这很好，它能够将一个小伙子变成一个真正的男子汉。从车臣前线归来，乃是一个人获得男子汉气概和成为非凡战士的骄人资历，正如美国电影中男主人公拥有在越南战场的经历一般。可以说，《男人的行当》（《Мужская работа》）、《特种部队》（《Спецназ》）、《祖国在等待》（《Родина ждет》）等影视剧是俄罗斯的《第一滴血》，其中，浓墨重彩刻画的主人公也是一个个俄罗斯的“兰博”们。

还有一些作品则是为了配合俄罗斯的反恐行动，具有政治宣传的功能，其情节多为：恐怖组织打算攻击俄罗斯的水库、大坝、核电站、核设施等（德米特里·切尔卡索夫的小说《科索沃原野》中，恐怖分子打算在圣彼得堡实施核爆炸）。

车臣分裂派得到外部支持的事实，已经得到披露。第二次车臣战争以来，许多通俗小说中刻画一些车臣分裂派的“帮凶”的形象：俄罗斯国内，是国家杜马的政客、记者、维权人士、叛卖的军官等；在国外，则是伊斯兰激进分子、格鲁吉亚人、西方情报部门的特工等。

任何冲突或危机并不总是坏事，社会冲突本身还有许多积极的功能，它可以使民众极大地团结起来，动员各种社会资源，实现民族认同、凝聚国民，等等。俄罗斯军队已经在车臣控制局面，大规模战斗已经从俄罗斯社会政治生活的主要画面隐退，渐去渐远，成为背景。这些以车臣战争为题材的影视作品所起到的作用，就是：消解1994年以来车臣战争中血与火的残酷真相，消弭因旷日持久的车臣战争而付出惨重的社会代价和人员伤亡的阴影（至今，车臣战争的另一种形式：周期性的、持久的恐怖袭击事件也仍旧没有彻底终结），安抚那些因战争而受难的心灵，鼓励士气，振作民族精神。这种记忆方式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忘却什么。俄罗斯军人在车臣战争中付出伤亡数万人的代价，蒙受了巨大的耻辱，受到反战团体的抨击和诋毁，社会形象消极恶劣，需要正名和重新审视。有关车臣战争的文学和影视作品的流传和繁荣，植根于俄罗斯社会的巨大需求，正面地宣扬了车臣战争中俄罗斯军人的形象。

没有强大军事力量的俄罗斯是不可想象的，而长期没有重大的外来威胁，对于一支军队来说，也许是灾难性的。车臣战争的积极后果，就是迫使俄罗斯日益重视军队建设。搬上银幕，讲述故事，也是让现实成为被思索对象的一种手段。车臣危机的爆发、进程及其后果都表明俄罗斯的衰落，车臣战争不是对俄罗斯民族和国家的生死考验，但却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俄罗斯国家的前途。许多俄罗斯人逐渐认同这样的信条：不养活自己的军队，那就要养活别人的军队。俄罗斯已经从第一次车臣战争所遭受的挫败的阴影中走了出来，而且将继续走向强大。杜达耶夫、马斯哈多夫等民族分裂主义领袖已经使车臣民族付出了巨大代价（车臣各地成为一片废墟，遍布坟茔，家家招魂，车臣民族元气大伤）；而在另一种意义上，却为俄罗斯从衰落的谷底走向上升做出贡献。在一张影碟的封皮上，写着德国哲学家尼采的一句话：那些不能消灭我们的事物，只会使我们变得更强大。历史的辩证法告诉我们：衰落到了极点，往往也就是复兴的起点；也许，俄罗斯民族的复兴，就始于对惨痛的历史和现实的思考、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民族精神的复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