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之中我们不知要讲多少个、听多少个故事。大多数故事都这个耳朵进、那个耳朵出，能在内心留下一些涟漪的并不多。下面这个故事却不一样，它是我在10年前听到的，竟然波澜及至今。

我还记得那天下班时遇上堵车，路灯在寒风中摇曳，大家在班车上闲聊，旁边一位战友给我讲起一件发生在他们家乡的故事。

故事的主角是他大伯。故事发生那年，他大伯还是个只知胡闹的孩子。

他大伯说，那天事情发生得突然，孩子们正在满村追逐玩耍，不知从哪里冒出来的日本鬼子，一下子把村子包围了。有好几个正在开会的区委干部来不及走脱，都被困在村里、混在乡亲里面。

这是一个生命力旺盛的村子，全村近五千人中，有一千多个孩子。日本人选中了突破口。他们拿出很多糖，一个孩子一个孩子地给，吃吧吃吧，米西米西，随便指指哪一个不是这村子的人。

一千多个孩子，没有一个接糖。把攥紧的手掰开，将糖硬塞进去，手象推火炭一样把糖推出来，又重新紧紧攥上。

日本人的糖，掉在满是灰土的地上。

哪个孩子不知道糖好吃。

哪个孩子不知道不吃好吃的糖所带来的危险。

这位战友问他大伯：当时你们那么大胆？真的一点也不害怕？

他大伯回答说，谁也不是铜浇铁打的，咋不怕。可那糖不能接，一接，就成汉奸了。

老人没有多少文化，不会形容比喻，不会升华夸张，讲起来平平淡淡。他和他当年那些小伙伴，从来没有谁认为他们做了多么了不起的事，更没有谁觉得自己也是英雄。他们凭世世代代流传下来的道德，凭庄稼人做人的直觉，在大灾难面前坚守着那个棒子面窝头一样粗糙无华的意识: “一接，就成汉奸了”。这种道德的感召和良心的威慑是如此强大，以致狂吠的狼狗和上膛的三八大盖都无可奈何。

我为那些孩子们感慨不已。一千多个孩子同住一村，少不了打架斗殴，相互间头破血流。但在支起来的机枪和塞过来的糖果面前，在“一接就成汉奸”这一结论上，他们无人教导、不需商量，竟然息息相通。

或许这就是一代又一代遗传下来说不清道不明的基因了，一种不须言传的民族心灵约定。按照过去话说，即所谓的“种”。一千多个孩子，个个有种。一个民族有了这种千万年延续不息流淌不已的血脉，又怎么能够堕落，怎么能够被黑暗吞没。

战友说，这是他大伯偶然想起来的事。想起来，就顺便讲了。想不起来，便没什么可讲。一切都是那样顺理成章，平淡无奇。他大伯一辈子也没有想过，这件事应该让写书本的、写电影的知道，应该上书本、上电影。写书本的、写电影的也没有人知道，在那个穷山僻壤无人知晓的村庄里，人们每每聚集在好不容易看上一次的电影前，为银幕上演出来的壮举惊叹不已、唏嘘不已，却无一人觉得身边也有什么事情值得闹个沸沸扬扬。

我反复在想，为什么至今无法忘记一千多个孩子的这个故事。我们今天的概念是小康、是国际化、是市场全球连通、资源全球配置、资金全球流动的全球化进程和中国融入世界的进程，故事的主角和他们的后代今天很可能是扶贫、救济的对象，是需要“希望工程”对他们多加倾斜的对象，我们还需要这样的故事吗？

地球那一面一位美国学者亚历山大·温特的一段话，在某种程度上为地球这一面我们的这个故事无意中下了个注脚。温特说，一个国家在生存、独立和经济财富这三种利益之上，还必须加上第四种国家利益，那就是“集体自尊”（self-esteem）；他进一步阐释说：“这种‘集体自尊’在表达之时，部分地取决于与有意义的他者之间的关系，因为自我是通过移位于他者才能认识自我的。”以我那位战友的大伯为代表的当年那一千多个孩子，也许没有一人能够明白什么是“与有意义的他者之间的关系”；什么是“自我是通过移位于他者才能认识自我的”；他们只是用自己下意识的举动，划了一条在村庄里做人的底线——“集体自尊”最终得以实现。我们今天真的不需要这样的心灵约定、真的不需要这样的做人底线了吗？当年一千多个孩子划出的这条“集体自尊”的底线，难道不是我们中国人今天的做人底线？任何时候、任何民族，如果只讲利害、不讲尊严，只有物质、没有精神，如何真正的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六十多年时间过去了，河北邯郸西部山区的那个村庄里，当年的孩子长成和长辈一样苍老的庄稼人。看看电影看看电视，比比那些在奥运为国家夺金、在太空为国家争气的各路健儿，庄稼人也许觉得心里惭愧。他们一辈子面朝黄土背朝天，不曾为国家拿过一次冠军、争得一次脸面。他们不知道，这块土地上多少像他们一样默默无闻的生命，在大山一样铸造着中华民族的脊梁和灵魂。

真英雄，是那些从来不知道自己是英雄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