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收入不是一个简单的概念。经合组织在统计社会收入的时候将它分为两个基本来源和三种主要内容。第一个基本来源是市场：包括了个人或家庭从市场上获得的工资性收入、投资红利和自营收益；第二个基本来源是政府：包括从政府或公共渠道获得的各种社会转移支付，扣除已经支出的所得税和社会保障费款。在现有的统计中，社会收入有时是按家庭计算的，有时又是按个人计算的。尽管工资是个人的收入，但是也有些收入必须以家庭为单位来计算，特别是因为与收入相关的政策和法规大都是以家庭为单位设计和制定的。所谓“可支配收入”就是指按照家庭成员平均收入计算的税后收入，家庭结构和家庭规模的发展趋势都会影响到家庭成员的“可支配收入”。所以，在社会收入中不可忽略家庭这个社会基本单位的因素。

由此可见，要想了解社会收入发展的总体趋势，首先要观察市场的变化，其次要考察政府的作用。

造成社会收入差距加大的

市场原因

市场是社会收入增加的主要原因，同时也是收入差距加大的主要原因。从一般意义上讲，市场收入的差距主要来源于就业的差距，以及资本拥有量和投资收益的差距。在过去的几十年中，资本过于集中的状况并没有改变，更多的资产带来更多的收入。从现实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中低收入群体的资本和自营收入都减少了，而拥有更多资产的高收入群体的投资收益却大幅度上升。

全球市场的开拓给资本带来了大量的增值机会，使资本流动速度加快，进而也带动了就业的巨大变化。经合组织的调查认为，除了少数北欧国家以外，整个世界在20世纪90年代都出现了就业的两极分化。

造成就业两极分化的具体原因是多种多样的。市场的扩大和新型产业的出现使劳动力市场出现了分化，高素质劳动力的收入增长加快，低素质劳动者收入水平停滞，并且出现供给过剩。在发展中国家中，分化表现为部分高素质劳动力的收入得到了改善，而低素质劳动力的收入不但没有提高，反而有所降低。特别是由于资本和高素质劳动力迅速向发达国家和经济增长速度快的地区集中，穷国的景况就更趋恶化。在很多发达国家里，由于老工业区的衰落和产业调整，失业率普遍高于20世纪70—80年代。劳动力市场的变化促使青年人延长受教育的时间，就业相应推后。在90年代，18—25岁人群的收入降低了5%。

除此之外，家庭的小型化和人口的老龄化使家庭抵御社会经济风险的能力降低，最为突出的是单亲家庭。60%以上没有人工作的单亲家庭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劳动力的分化加剧了家庭间的两极分化：有些家庭的成人全部就业，而有些家庭却是全体成员失业。家庭结构小型化的趋势也会影响收入结构。目前，西北欧平均每个家庭只有两口人，而南欧仅有三口人。这种趋势直接影响收入不平等的曲线，因为随着人口的老龄化，就业人口就将减少，收入随之降低。

社会歧视的因素和社会团体的因素都会对市场发生影响：在多数国家里，妇女、少数人种和残疾人在市场竞争中处于不利的地位。相反，有组织的社会团体却是影响就业和收入的巨大约束力量：强大的工会组织可以利用谈判的力量减少工资差距，同时行业工会又可以利用其垄断力量，使该行业成为少数人和少数族群的专有行业。

还有一个影响市场分配的强大因素是世界贸易组织的法规，以及一些其他区域性组织的竞争规则。例如有关知识产权保护的规定就对相关知识群体的收入就起到了保护的作用。

政府的社会收入转移政策

影响社会收入分配的另外一个主要因素是政府的收入转移政策。在市场收入分配的基础上，政府通过税收和财政转移支付来影响家庭的“可支配收入”。这里需要指出，政府干预社会收入的方式有很多是通过市场实施的，例如投资人力资本和新型技术开发的政策就有利于就业的扩大和就业水平的提高，进而增加社会收入；再如扶植市场、打击垄断的政策也可以为更多的人创造公平的就业和投资机会，从而增加他们收入。但是市场是竞争性的，而竞争不青睐弱者，即使是政府对企业的社会公益行为实行优惠与鼓励的政策，市场还是会遵循自己的规律，相当大比例的人会短期或长期地面临收入减少甚至完全丧失收入的危险，市场机制本身并不具备解决这些问题的功能。所以，政府通过收入转移政策对于收入进行比较直接的介入是普遍的现象。

在市场扩大以前，国家根据各个社会对于危机和贫困的整体认识与承受能力，选择平衡市场缺陷的社会转移支付政策。市场的迅速扩大使得国家与市场之间的力量对比出现了不对称：主权国家的政府不可能到其他国家征收税款，它们只能根据各自对于全球化市场给国内带来的机遇与挑战的判断，进行内部的政策调整。与此同时，很多国家加强了对外的经济贸易外交，以减轻全球化市场给国内社会收入和政治生态带来的压力。

在这种情况下，对于所有国家的政策进行整体的评说是相当困难的，特别是因为在有些国家中，传统的基本社会服务是免费的，而在另外一些国家里，社会服务是需要由政府通过财政支付的。有些社会行动是默认的，有些是要通过法律程序来认定和执行的。尽管如此，在转移支付政策力度较大的国家里，总的趋势是削减或改革社会转移政策。这些改革政策的实施必然会影响社会收入分配的格局。

简单地说，政府的行为就是通过税收，从一个群体抽走更多的财富，再通过财政转移，支付给另外一个群体。不同国家的政府可以用不同的方式，征收不同种类和数量的税款，以不同的名目分配给不同的人群。

在西方发达国家，政府的社会转移政策方针往往不是均贫富，而是减少贫困，政策取向并不是帮助穷人，而是从稳定社会的目的出发，发现市场的缺陷，在不取代或者不伤害市场机制的前提下，补充市场的不足。为此，政府除了要解决少数长期贫困人口的问题以外，重点还在于解决影响社会进步和稳定的短期贫困人口问题。

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短期贫困的现象相当普遍：除了美国等少数国家以外，在加拿大、德国、荷兰和瑞典等国，长期贫困人口只有1—2%。短期贫困是由于收入中断引起的，而收入中断与就业不稳定或不连续直接相关。造成收入中断的因素很多，每个人都会在不同的年龄层或不同的就业条件下碰到，大约有12%到40%人口的收入会在6年的时间里徘徊不前。即使是在瑞典，也有近12%的人在6年中的某些时期碰到收入降低的情况，而在英国这个比例竟高达40%。贫困人口数量的变化和市场的选择性直接相关，政府的作用就是要降低市场风险给人们的打击，或者帮助人们寻找新的机会。此外，市场分配是年度性的，而收入分配关系到人的整个生命周期。政府还要帮助公民渡过整个生命周期中的薄弱阶段。所以政府的政策往往针对着具体的问题制定，关注人们在什么时候，什么条件下会陷入贫困等细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