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中国文联、中国民间艺术家协会授予河南省汝南县“中国梁祝之乡”的称号。这让人们再次将关注的目光聚集到“梁祝文化”发源地的纷争上。
“梁山伯和祝英台”的故事，在过去的1600多年间，流传广及全国各地乃至东南亚等地区。梁祝传说从浙江向北，沿着江苏、安徽、山东、河北到甘肃，有着一条版本众多的文化之路。全国各地与梁祝文化‘沾亲带故’的遗迹也多达10多处。围绕谁是“正源”，各地一直争论不休：
杭州的万松书院是梁山伯与祝英台读书及“十八相送”的所在，因此杭州早在几年前就修复了万松书院，并将其主题确定为“梁祝之路”。浙江绍兴称“祝英台故里”在绍兴上虞，因此真正的“梁祝文化”在绍兴。宁波早在1995年就开始建造梁祝文化公园，1999年又举办了第一届中国梁祝婚俗节，而且还成立了中国梁祝文化研究会。江苏宜兴则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申报“梁祝文化”为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宜兴有“英台读书处”，并建有“祝陵”，且将农历三月廿八定为“观蝶节”。除此之外，全国还有好几个地方都认识到梁祝这一民间传说的价值，以当地的历史记载和“遗迹”为据，纷纷表示了申报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的意愿。
因为世界遗产申报一旦获得成功，其蕴含的巨大经济价值将会极大地推动地方旅游和文化产业的发展，所以各地都不遗余力，先声夺人，广为推介，究竟谁能折桂，现在还不得而知。而随着近年来，旅游和文化经济的发展，类似这样的地名和文化源头之争正变得越来越多，几乎要成为一种文化现象了。
早期这类纠纷中比较“知名”的是关于“杏花村”在哪里的争论。唐代大诗人杜牧曾写有一首脍炙人口的名诗《杏花村》：“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樊川先生恐怕不会想到，一千多年后，他的这首诗引起了后世人们对“杏花村”究竟在何处的激烈论争。有说在山西汾阳，有说在安徽贵池，有说在江苏丰县，还有说根本就是子虚乌有，论争绵延多年而无从定论。
近年来，类似的文化之争大有愈演愈烈之势。前些年，为《三国演义》中“火烧赤壁”的赤壁在何处、诸葛亮“躬耕垄亩”处的归属等问题，国内几处地方就曾进行过激辩和论争，各地纷纷组织起专家队伍，大兴聚讼，笔墨往来还不够，有的还动用了行政力量，还有的甚至付诸拳脚。1990年12月，国家邮政局发行《三国演义》系列邮票的第二组，其中有一枚《隆中对》小型张，原本计划在事发所在地举行一个隆重的首发式，但因湖北襄阳与河南南阳关于诸葛亮躬耕地所在争执不下，各执一词，邮政部门左右为难，最后干脆在两地同时举行了首发。但事情并没有到此为止，人民教育出版社在此后不久出版的初三语文课本中，对“诸葛亮躬耕地”作了这样的注释：“南阳，郡名，在现在襄阳一带”。这样一来，两地的争论再次浮出水面，吵得沸沸扬扬。
好名声人竞相争倒也符合情理，现而今一些“坏”的名声也开始吃香起来，有人争有人抢的。湖南和贵州就有过一场关于“夜郎自大”发源地的争论。“夜郎自大”本是一个带有强烈贬义的成语，古夜郎国王因一句“汉孰与我大”，几千年来一直遭人讥讽。时过境迁，现在“夜郎故地究竟在哪里”牵动了两省敏感的神经。就在贵州省内几处地方大打口水战的时候，与之交界的湖南新晃侗族自治县却悄悄地向民政部门提出了将县名改为“夜郎县”的报告。作为配合，该县还在入境公路处树起了“欢迎进入夜郎古国新晃”的牌坊，将县里最大宾馆更名为“夜郎迎宾馆”，将本地最有特色的食品冠名为“夜郎三绝”等等。贵州一些县不甘示弱，赫章县就专门出台文件，把“争取更名为夜郎县”作为“文化兴县”的重中之重，并随之开展了一些相关的开发。不仅“夜郎县”这样的地名遭遇争抢，一些历史上的大坏蛋的出生地和死亡地，也正成为一些地方争抢的焦点。此外，一些传说故事的发源地，如花木兰的故乡，全国至少有六七处在争；前述梁山伯与祝英台的发源地之争，全国有9个地方在激烈角逐。福建甚至还有学者声称在顺昌县“发现”了齐天大圣孙悟空和他哥哥的墓地。
不难看出，近年来此类关乎文化典故和源流的一些重大“研究发现”和论争已是层出不穷、屡见不鲜了。文化论争属学术范畴，本应是“文争”，是书斋里和纸面上的探讨和交流。但为何这些所谓成果都是由政府出面发布，并随之大力宣扬和推介，有的甚至还在争执不下之际上演了“武斗”？如此大动干戈，是专家学者们要以身捍卫学术尊严，以严谨的学术态度还历史一个真实？非也！不难看出，在这些表面的所谓“学术论争”背后都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操控，那就是政府部门对经济利益的竞逐。无疑，发展经济已经成为当下社会的绝对主流话语。在地方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压力下，文化话语在挤压和逼迫下开始失去自我，沦落为“任人打扮的小姑娘”，成为经济的附庸和奴婢。而在地方政府的授意和支持下，一些专家学者缭乱了自己的学术步伐，开始了失语，他们或穿凿附会，或生拉硬套，或歪曲事实，硬是把一些子无虚有的事说得有鼻子有眼，言之凿凿。争得一个文化和历史“源头”，就是为当地争得一块旅游和文化资源，“文化搭台，经济唱戏”，“项庄舞剑，意在沛公”，意在经济和旅游也。表面上的“文化之争”实际上已经演变成为文化背后的经济利益的博弈。正因为如此而乱相横生也就不足为奇了。
从另一个方面来看，文化之争的激烈也反映了地方政府在发展本地经济的思路上的单一和短视，过于倚重对文化和历史资源的挖掘，不考虑诸如体制和管理思路创新等更符合现代社会可持续发展潮流的做法和路径，从而慌不择路、饥不择食，将主意打到了文化身上，最终糟践文化、破坏文化，且恶化了相关地域间的关系。
从文化和学者本身来说，探寻未知，揭示真相是人们从事学术活动的一个本源动力，一旦在其中注入功利的因素，学术就容易变味，学者的职业操守和良知也就有误入歧途的危险。象上述例子那样的文化之争，只会败坏学术和文化的声名，恶化地方旅游事业发展的生态，使人失去信任并迅速产生“审美疲劳”，最终事与愿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