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和国务院文化部先后启动民族民间文化抢救工程和保护工程以来，在我国大部分知识分子和政府官员中的“文化自觉”意识已大为提升，一个以保护和抢救濒临失传的民族民间文化为目的的文化理念和文化行动，渐而深入人心。但，从全国来看，这项涉及全民族民间文化的保护行动，其理论准备是严重不足的。所谓理论准备不足，主要表现在：长期以来把文化等同于政治，对人类历史上创造的任何文化现象，不是科学地探究其合理性和规律性，而只习惯于简单地以精华或糟粕、进步或落后、香花或毒草、有益或有害、好或坏等政治概念和二元对立的方法论给予判决，于是，在这种非此即彼的方法论指导下，就把民间文化、包括属于民间信仰范围的种种文化事象统统看作是封建的和迷信的，甚至视之为人类理性思维、以及正在提倡和培育的先进文化的对立物，成为谁也不敢碰的禁区。这样一来，如何正确认识文化的发展和嬗变规律就显得十分必要了。

文化的发展和嬗变规律，最基本的一条是在继承中发展。不可能有一种突然从天上掉下来或从地下钻出来的崭新的文化。关于这一点，列宁早在1920年就在《共青团的任务》一文中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立场作了阐述。他说：“无产阶级文化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那些自命为无产阶级文化专家的人杜撰出来的，如果认为是这样，那完全是胡说。无产阶级文化应当是人类在资本主义社会、地主社会和官僚社会压迫下创造出来的全部知识合乎规律的发展。” 在西方文化人类学中，西方文化学者们虽然对以进化论为基础的文化学说采取了轻慢甚至否定的态度，把主要精力放在了不同的原始部族文化的特性及其整合的研究上，但他们同样也承认文化发展的规律是继承和延续。深受弗兰斯·博厄斯赞扬的美国当代文化人类学后起之秀本尼迪克特就说过：“我们西方文明都保持了他（指从操闪米特语、含米特语和地中海地区的亚白种人，以及后来斯堪的那维亚人——引者）的文化的延续性，这一点是无庸置疑的。我们应该完整地把握我们人类所谓继承的全部内涵。” 继承是文化发展规律中的核心规律。继承不等于因袭，不等于没有发展，文化的群体性也不等于不承认个人创造对文化发展的积极作用。

西方人类学家们研究视野中的那些族群文化，并没有我们中华民族文化那样悠久的历史和那样复杂的现象。西方文化人类学家们常常乐道于西方现代文化相对于原始文化的复杂性，然而却几乎没有人谈到中华民族文化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中华民族的文化，大致是由两层构成的，一层是被称为“精英文化”的上层文化，另一层是源远流长（可直接上溯到原始文化）、受众极广的民间文化。由于民间文化长期得不到上层文化和统治者们的重视，特别是在儒家的“不语怪力乱神”的思想下，下层的民间文化虽然几乎是亿万平民百姓所创造和享受的文化，却一向像野草一样处于自生自灭的状态。“五四”新文化运动爆发，一批文化革命的战士，大声疾呼并身体力行地提倡白话文，提倡搜集和重视民间文学，他们的最终意图无非是要把这两种文化整合起来，使中华文化成为亿万平民百姓看得懂、能享用的平民文化，但这种整合的进程，后来被种种原因、包括来自他们本身的原因所打断了。

不论什么观点什么流派的文化学者，大家都承认这样一个原则：真正把人们维系在一起的是他们的文化，即他们所共同具有的观念和准则。文化是一个民族认同的最根本的因素，文化是民族凝聚的最强大的力量。有许许多多的事情（事件）可以改变文化发展的方向。比如战争。比如异民族的侵略和奴役。都可能成为改变文化发展方向的决定性因素。但归根到底，文化的发展嬗变的驱动力来自于文化本身，而不是来自外部。把文化等同于政治，或用政治改变文化，可能取得一时的或某些效果，但最终文化还会回到自己的道路和位置上去。如20世纪50年代以来，特别是“文革”中，我们对民众中的民间信仰采取了摧毁庙宇、取消庙会等许多过激措施，到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政治环境宽松起来，庙宇、庙会又相当普遍地复苏起来了。民间文化本来就与民间信仰不可剥离，这些民间文化活动的复苏，说明了文化发展嬗变的驱动力不是外来的强加的力量，而只能在其自身。这大概可以称得上是文化发展嬗变的一条规律吧。

在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成为国策的今天，现实向我们提出了新的问题：文化研究要迎头赶上，要在开展实地调查的基础上发展和深化文化研究，建立有中国特色的文化理论体系。中国是文化大国，是古老文明之国，我们理应有自己的成熟的文化理论体系。这种理论体系，既不是继续崇尚在阶级斗争年代建立起来的将文化与政治等同起来、继续坚持“非好即坏”的二元对立的理念，也不能盲目地把外国的文化理论及其框架原封不动地搬进来，并奉为经典，而不解决中国文化问题。这两种倾向都应当摒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