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鸿隽文存》读后感》

□孙小礼

回顾20世纪我国科学发展的历程，可以说，有过三个“黄金时代”：二、三十年代，五、六十年代和八、九十年代。

任鸿隽先生作为中国科学事业拓荒者的重要代表，在十分艰难的条件下，他为第一个黄金时期能够在我国出现而呕心沥血，付出了艰辛的劳动，是永远令人尊敬和不能忘怀的。

创办《科学》杂志，正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那一年，任鸿隽回忆说“当时我们看见世界各国生存竞争的剧烈，无论是战争或和平，设如没有科学，便休想在世界上立住脚。而环顾我们国内，则科学十分幼稚，不但多数人不知道科学是什么，就连一个专讲科学的杂志也没有。于是十几个还在外国留学的学生怵然于‘国力之发展必与其学术思想之进步为平行线，而学术荒芜之国无幸焉’。就‘相与攫讲习之余暇，抽日月所得，著为是报，将以激扬求是之心，引发致用之理。’（《科学》第一卷第一期发刊词）”他还说：“记得在1914年秋天筹备《科学》出版的时期，我们除了预备各人担任的文稿外，每人每月还节省出学费3元至5元，作为《科学》的印刷费……这些虽是小事，但颇足代表当时发起人自我牺牲与依赖自己的精神。”当时《科学》月刊的发起人有任鸿隽、胡明复、赵元任、杨铨、秉志等人，他们同时也是中国第一个民间学术团体——中国科学社的发起人。

中国科学社于1915年10月成立于海外，任鸿隽为社长，胡明复为会计。作为算学家，胡明复施展了理财的本领，在经费困难的情况下，用钱非常谨慎，如有差错，吃亏的必定是个人，而不是科学社。1917年胡明复等人回国后，科学社就由美国迁至上海。1927年胡明复不幸逝世，任鸿隽在悼文中写道：“《科学》杂志印稿的校阅，从明复回国一直到现在，都是他一个人担任。这样十年如一日的苦工，请问有几个人能做到”。他十分感慨地说：“在现在的社会中，要找飞扬浮躁的人才，可算是车载斗量，但是要找实心任事，不务虚名的人，却好似凤毛麟角。如明复这样的人，多有几个，不但社会的事业有了希望，还可以潜修默化，收一点移风易俗的效果”。

任鸿隽后来回忆说：“本社成立伊始，即以各个社员之努力奋斗为唯一自存之道。” “稍后则研究所成立，努力于研究事业者更多。如秉农山、钱雨农诸君，无冬，无夏，无星期，无昼夜，如往研究所，必见此诸君埋头苦干于其中”。1922年生物研究所“成立之始，研究员皆无薪给，常年经费不过数百元。”“科学社待遇的清苦是国内所共见共闻的”。，那时以任鸿隽为首的一批爱国学者就是这样艰苦地用自己的血汗努力促成20世纪中国科学发展的第一个黄金时期的到来。

1928年中央研究院成立，蔡元培先生任院长，陆续设立了更多的研究所，使我国的科学研究事业更具规模地向纵深推进。至1935年，我国的科学研究机构，包括政府建立的和私人资助的，已有73个，其中34个研究自然科学，39个研究社会科学。1936年3月蔡元培先生欣慰地说：“中国真正进行现代科学研究才二十余年，尽管障碍重重，……仍然取得了成效。可以说，正在建立一个坚固的基础。”

那一时期取得的科学研究成绩是令人瞩目的。任鸿隽曾列举如下：地质学方面，在丁文江、翁文灏、李四光诸人领导之下，一方面注重于野外调查工作，一方面注重于实验室中理论的探讨，所以进步异常迅速。我们的地质学，不但在国内成了独立的学问，即在世界上也能占一位置。生物学方面，自生物研究所成立，就大量采集我国的动植物标本进行研究，在秉志、陈桢、胡先骕、钱崇澍、童第周、谈家桢等人的努力和带动下，形态学、分类学、胚胎学、发生学分头并进，以及生物学在医学和农业上的应用研究等，都做出了不少贡献。气象学方面，以竺可桢、涂长望、黄厦千、吕炯等人的研究为代表，使这门学问在我国得以独立发展。地理学、人类学、语言学、生理心理学、教育心理学等，都已从文人笔记式的叙述而进入科学的事实的研究。如地理学，有了经纬度的测定，增加了地图的正确性。人类学注重体质的测量，语言学注重于语音的调查与语系的分析，心理学注重于与生理学的关联及统计的研究等，皆可以证明我国的新旧学问，皆正向科学途径上发展。此外，像物理学、化学、天文学以及数学这类并不具有地方特色而具有世界普遍性的研究，在各大学和研究所也有很多值得称道的成就，不过研究论文大都送到国外的专业刊物发表，也可以说，已直接参与世界竞争，或已直接对世界科学作贡献。然而，这个正在蓬勃向前的第一个黄金时期却因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而被迫终止。

通读《任鸿隽文存》，深感他一生都在思索和探讨两个问题：一是中国为什么没有科学？一是怎样在中国发展科学？探讨前者也是为了研究后者。早在1915年他就撰写了专文《说中国无科学之原因》，发表在《科学》第一卷第一期。1957年3月他在评介李约瑟所著《中国的科学与文明》的文章中，注意到了李约瑟所提之问题：“上古及中古的中国，有许多发明足以为近代科学的基础，但在中国则停滞原始理论之下而未能发展为实验的科学，其故安在？”在1957年5月专为李约瑟这一巨著的第二册《中国科学思想史》所写的书评中，他写道：“李约瑟教授在书中某处曾提出一个问句说：谁能把中国在有了近于科学的思想而未能发展成近代科学的原因说得出来，将是一个有趣味的贡献。”任鸿隽随即给出了他早已得出的答案：（一）缺乏科学方法，（二）急于追求应用。这两个原因固然不能涵盖原因之全部，但毕竟指出了两个相当要害的原因，而且正是这两个弱点，如今还在阻碍科学的健康全面发展。

20世纪五、六十年代是我国科学发展的第二个黄金时期，当科技工作者正为实现我国十二年科学规划而努力奋斗时，科学研究由于爆发 “文革” 而被迫中断，科学事业遭受严重破坏，几乎进入“荒芜”时期。

“文革”以后，举国上下兴高采烈地迎来了科学的春天。当前，我们正处在这第三个黄金时期的延续之中，读任鸿隽书中对于怎样有效地发展中国科学事业的各种探讨和经验之谈，觉得很有现实的启示意义。这里只提出一点，就是他所说的“领袖人才”问题，或地质学家葛利普所说的“科学领袖”的重要作用。联想到2002年8月在北京召开的世界数学家大会期间，著名数学家陈省身先生接受访问时所说的一段话：“实际上现在中国已经是‘数学大国’了，但还不是‘数学强国’，做大容易，做强却很难，难在中国现在还没有出现领袖级的能够挑大梁的人物。”任鸿隽曾说：“我们的学问不如人，只好去请比我们有经验有研究的外国科学家来做我们的向导，这有什么可以惭愧的？不过此处我们要注意的，是请来的人，必定是本门的 authority（权威），而且能够在我国指导研究，至少三年以上，方不至于成了‘抬菩萨’的玩意”。

这里的“领袖人才”、“科学领袖”或“领袖级人物”，都是就科学研究本身而言，就像前面任鸿隽所提到的我国地质学界、生物学界、气象学界的那一批学术大师，他们开拓方向，挑大梁，亲自带领年轻学生们在科学研究上取得丰硕成果。然而铸造科学的黄金时期或要成为科学强国，实际上还少不了像任鸿隽、蔡元培这样一批深谙科学发展规律又有奉献精神的“领袖人才”，像胡明复这样有牺牲精神的实干家，他们本来是有能力从事科学研究的，但是他们并未埋首于研究，没有使自己成为某一专门学科的学术大师，而是把大部分精力，甚至毕生的精力投进了中国的科学事业，他们为培养科学大师和发挥科学大师的作用垫石铺路，在为发展科学创造好的环境和条件方面作了大量繁重的组织工作和后勤工作，他们是后人所敬仰的历史功臣，确实功不可没。本书主编樊洪业教授因之称任鸿隽为“科学事业家”，我认为是很有道理的。总之，不管如何称呼，科学的发展需要有这两方面的领袖人才，以及两者的密切配合与通力合作。

说到这里，我想起了周培源先生，他既是我国物理学界的领袖科学家，又是一位卓越的科学事业家，从而倍受人们崇敬和爱戴。但像周老这样同时身兼两种领袖的人，毕竟太难得了，而且仔细回忆一下，即使周老的精力和智慧过人，但在某一具体时期，为了集中时间进行科研，也是需要减免一些行政工作的。有一些学者，前半生是科学大师，后来成为科学事业家；或者反过来，有的科学事业家，晚年又成为某一领域的学术工作者，甚至成为学术大师。不管怎样，发展科学就像打仗一样，既要有“司令员”率领士兵冲杀在第一线，也要有“司令员”指挥后勤部队准备充足的“粮草”。而且为了要打胜仗，还应“兵马未到，粮草先行”。

20世纪三个黄金时期所积累的经验，以及“荒芜”时期所提供的教训，往往都积淀和记载在这两类科学领袖人物的著述或回忆中，把它们记录、整理和发表出来，是一项极有意义的带有抢救性质的工作。它将有助于让第三个黄金时期一直延续下去，或者在更高的水准上开创21世纪的更加辉煌的黄金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