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的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目标，对于中国广大农民和农村工作者而言，是一件激动人心的大事。从解决“三农”问题，到建设新农村目标的提出，意味着对解决“三农 ”问题的深化和拓展。可以预料，在新目标的激励下，中国将会出现一个新农村建设高潮。无论是从我国政府仍未走出传统体制决定下的管理逻辑看，还是从目前已显示出的一些地方政府的做法看，在“十一五”期间新农村建设中需要避免以下三个方面的认识和做法上的误区：

第一个误区：在传统管理体制惯性作用下，出于对政绩的追求，急于求成，搞典型、 搞模式，搞一刀切的标准、使新农村建设陷入花架子的误区。

中国政府管理体制拥有强大的自上而下的政治动员力量，自上而下占主导地位的政绩评价体系，使我们习惯于以一刀切的方式将多样化、复杂化的问题简单、模式化处理，造成工作的浮夸和花架子。新农村建设是一项具有多样性和复杂性工作。从宏观上看，“三农”问题和建设新农村是中国走向城市化、工业化过程中面临的共同问题，但是具体到不同地区、处在不同发展水平和发展阶段、不同发展类型的农村而言，则具有很大差异性。尽管十六届五中全会对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提出了“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总体目标。但对于处在不同发展阶段的农村，需要重点解决的问题也不一样。东部地区的新农村建设与中西部地区新农村建设就不能按一个模式和思路来搞。东部大部分地区的新农村建设，是在已经完成农村城镇化第一阶段的基础上，如何在更高层次上平台的问题。西部地区则需要从满足生存需要最基本建设进行。同样处在同一地区、或同一发展水平的农村，由于所处的地缘环境不同，需要解决的问题也不同。如有的属于被城市扩展包围起来的农村、有的处在大城市郊区、或比邻中心城镇的农村、有的则处在远离城市的偏远农村。不同的地缘环境，决定农村发展的不同前途和不同的发展模式。处在城市包围中的新农村建设是农村如何快速融合到城市体制中。

总之，面对如此多样化、差异性大的中国农村，在进行新农村建设中，最需要作的第一件事，不是搞一刀切，搞统一标准。如果这样，我国的新农村建设就会陷入表面化、简单的模式化、花架子的误区。在此，我们不是简单地反对制定标准，进行规划，而是坚决地反对那种闭门造车的标准，反对以标准来扼杀新农村建设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使新农村建设在大一统的标准中走向形式化、表面化。

第二个误区：在小农经济的作用下，将建设新农村看成是一个脱离城乡协调发展的孤立活动，陷入自给自足的新农村建设误区中。

中国的新农村建设同时面临着两大任务：一是鉴于中国将长期处在两元经济结构的背景下，通过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反哺农村的途径，为仍滞留在农村的农民在收入、生活方式、自身素质等方面，能够基本上跟上中国现代化步伐，能够基本公平地分享中国工业化文明进步的成果，以避免中国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出现城市与农村发展的断裂。与此相关联的另一个任务是，通过新农村建设，避免中国现代化过程出现城市与农村发展断裂的同时，为农民的终结和农村的转型创造条件。中国农民终结就是中国农民的最终的城市化与市民化，中国农村的转型的就是要通过新农村建设，使束缚在小农经济下的农村，向成为现代经济一部分的新农村转变。无论是发生在18世纪英国的城市化道路，还是二战以来发生在巴西、阿根廷的城市化道路、都是依靠城市一端的单极拉动推进了城市化。实践证明，依靠城市一端单极拉动的城市化道路容易造成农村与城市发展的断裂，不仅使农民成为城市化代价最大承受者，而且由此造成的贫民窟、无业游民也延缓城市化进程、降低了城市化质量，衍生出许多社会问题。中央提出的新农村建设战略，实际上是一条城市与农村双极互动发展的城市化道路。新农村建设，在避免城市化过程出现城市与农村断裂的同时，将现代化要素输送到农村的过程中，农村也就成为准市民的培育和孵化基地。

从上述角度看，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建设新农村建设的战略，是一个内涵丰富、充满创新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新探索，要使新农村建设真正按照中央确定的目标进行，与此相对应，就需要我们在认识和观念上也必须实现一次革命性飞跃。

由于中国的农村是中国古代社会遗留下来的自给自足的小农意识发源地和保留地，这种自给自足小农意识与遗存在县乡政府机关的计划思维和管理方式相结合，构成了新农村建设最大观念障碍。在这种观念的作用下，使新农村建设最容易陷入的误区和偏差，就是在自给自足的小农意识的惯性作用下，将新农村建设看成是在封闭环境中，脱离城乡互动的前提下，自成体系的再造过程。

在新农村与建设中，有几种倾向值得我们注意：如在对待农民已形成的资金积累上，我们不能在建设新农村的幌子下，将农民已经形成的金融资产，通过行政命令和诱导，投入到统一规划的农村住宅建设上来，使农民初步完成的原始积累，再次成为农民自我复制、自我固化的笼子。在发展农村教育体系上，也不能出于满足自成体系的需要，违背目前出现的农村教育资源向城镇集中的趋势，违背教育规模效应，出现村村搞学校、村村办不好的重复投资。

总之，在新农村建设中，我们对农村建设反哺，不是简单地扶贫式的反哺，反哺的最终目的是要使更多的农民成为现代生活社会的一员。

第三个误区：把新农村建设看成是简单农村城市化与现代化，使新农村建设运动成为新一轮破坏中国农村生态文化的运动。

在新农村建设中，最有可能出现的另一个误区，是将已经流行于中国城市建设中的种种弊端以农村城市化为由扩展到农村。以湮没中国民族文化、扼杀城市个性和独特内涵为代价的千篇一律的城市建设，是近代以来中国城市建设中付出的最大代价。乡村建设简单模仿城市的结果是，在东南沿海出现了“村村像城镇，镇镇像农村”的乡村建设败笔。进入21世纪以来出现的城市建设高潮中，出现的小城镇建设模仿大城市，大城市模仿西方的结果，使中国城市和城镇建设应有的民族内涵和个性的价值湮没在追求物质表层、外表浮华的潮流中。

在城镇建设中，如何解决技术上的现代化与中国民族、本土文化相结合，是中国城镇化建设中需要解决的一个难题。但是，经过一段时间的探索，使我们认识到，在现代化城镇建设中，引入现代的技术文明与保留具有时代生命力、历史价值的民族文化并不矛盾，关键要在创新中使两者在相得益彰中实现新的结合和表现。中国农村作为中国民族文化和本土文化载体之一，中国农村作为现代化多元生活空间和生活方式的单元之一，决定了中国新农村建设也必须要解决好中国农村的本土文化与现代技术文明相结合的问题。

对此我们是否有足够的准备呢？现实的回答是，我们的准备远远不够。由此引发出我们的担心，是存在于中国广大乡村的具有独特价值乡土文化，可能将在新农村建设高潮中面临着另一次浩劫。在对农村城镇化简单的理解下，有可能出现将城市的广场、城市道路、城市绿化、城市的建筑等，不加选择地搬到农村。或者是在计划经济大一统的思维的决定下，强行地推行统一的标准和风格使新农村成为千面一孔。

要避免新农村建设走弯路，降低新农村建设的代价，在全面、系统落实中央提出的新农村建设目标中，需要做好以下工作：

一是要明确中国农村在中国走向城市化过程中的新定位、新角色和新功能。在中国城镇化发展到一定阶段，提出新农村建设战略，其目的不是要永久地将农民固定在土地上，恰恰相反，中央通过新农村建设，是要将目前还滞留在农村的农民，使他们也能够分享中国现代进步的成果，不至于形成中国城乡发展的断层。在中国长期将处在两元结构的过程中，对待新农村建设，要反对两个极端：一是简单的农村消亡论。此种观点认为，既然中国城镇化结果就是要消除两元结构，那么就没有必要将资源向农村建设上配置，而是要快速推进城镇化，为农村消亡创造条件；另一个极端是将新农村建设看成是在封闭、静态中，脱离城镇化的自我发展的建设。新农村建设的定位，应当是从农村与城镇双极协调互动中，探索中国新农村发展的新道路和新模式。

二是新农村建设，一定要因地制宜、在充分调研、研究的基础上，对不同地区、处在不同发展阶段的农村分类、分阶段进行。要真正从解决农民关心问题、从解决新农村建设迫切需要关键的问题入手，制定切实可行的方案。新农村建设决不能搞一刀切、花架子。使新农村建设真正成为使农村发展、使农民获益的工作。

三是新农村建设必须建立在城市与农村互动，工业反哺农业中进行，而不能使新农村建设成为另一种增加农民负担的做法。在工业反哺农业中，不仅要注重物质层面的反哺，更要注重知识、科技和文化层面的反哺。要从全营养的角度，实现工业文明对农业、农村的反哺和支持。在新农村建设中，利用工业反哺农业的渠道，对新农村建设进行资源、文化和知识输入的同时，还应当通过城乡土地整合、农村金融体制改革、农民工教育体制创新、农村信息化建设等工作，为农业产业融入现代工业，为农民自由流动创造条件。

四是在新农村建设中，要注重对存在于中国农村的具有独特价值的民族本土文化给与保护和发展。随着新农村建设的开展，要同时启动中国农村乡土文化的保护的立法和研究工作，通过有关法律和制度来实现对中国农村文化的保护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