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瑞典中央政府建立了性别平等部。这是当时世界上为数极少的推进性别平等的政府机构。值得注意的是该机构称为性别平等部而不是妇女部，其中的内涵令人回味。至少这里包含了两层意思，第一，尊重两性的基本权利，为两性发展创造平等机会，而不是仅仅为了女性。第二，调整两性的关系，使男女的潜能、才智得到充分发挥。由于女性的权利更容易受到损害，所以是性别平等工作的重点。

性别平等部属于政府内阁的一部分，政府内阁包括首相办公室、九位部长和行政事务办公室。从性能来看，性别平等部与其他政府内阁大臣，拥有参与政府决策的权力。从而保障性别平等部与其他部委的交叉关系，以便对各个部委施加影响。同年，瑞典国家议会通过了《平等机会法》，基本原则是男女机会均等和同工同酬，同时，要求企业主制定保障性别机会平等和同工同酬的计划。同时对于计划提出了具体要求。由性别平等部负责组织实施《平等机会法》，凡是违背机会法就会受到惩罚和制裁。从而，使性别政策从选择走向强制，从宏观进入微观，由政府倡导进入企业实施，政府开始主动扭转和调整工作与就业中的性别歧视。行政政府在推进性别平等中开始发挥主导作用。

1994年，具有性别平等敏感性的首相卡尔森任职以后，推出了一系列性别平等新举措。比如父亲育儿假，政府中男女数量相等。此外，卡尔森还提出一项新的战略——社会性别主流化，这一战略1997年发展为联合国的国际战略。即让性别视角纳入所有的政策制定和实施过程，在瑞典共有48个政策领域，如金融、税收、安全、医疗保健、劳动市场、教育、媒体、交通等，每个政策领域都必须考虑如何实施改进男女的权力结构促进两性平等。在瑞典政府看来，任何一个领域都与性别发生关系。劳动市场部性别平等处处长告诉我们，在决策时，其实常常会出现如何解决性别矛盾的问题。通常会不自觉地以男性作为标准，这就会使女性利益受到损害。性别主流化的思路就是将一直受到忽视的女性利益和需求，作为决策时必须考虑的内容，通过政策保障女性利益。

为了保障性别主流化战略的实施，性别平等部2003年制定了国家2004—2009年的推行社会性别普遍性框架。要求所有超过20人的机构，都要依据国家行动纲领制定性别平等计划，并由分管部门监督执行。“法令”强制性地适用于所有政府机构。对这个强制性的法令，各个机构必须满足施加于其行动上的性别平等的要求，比方说必须在其政策领域内为性别平等而奋斗。

为了实施社会性别主流化战略，性别平等部建立推行社会性别主流化的组织机构：

中央政府机构 中央政府的各个部委都与性别平等部有交叉关系。在各个部设有性别平等处，该处的职能是执行平等法，一项新的强制性规定也正在准备中，政府机构必须在其所有的行动中性别视角主流化。

地方政府机构 瑞典有21个地方权力机构（郡行政委员会），以及270个市政府作为中央政府权力的延伸部分而运作着。它们的基本任务就是保证政府和议会所采用的各种国内政策目标的实现。而这些目标中就有性别平等政策。每个郡行政委员会都会特设一个性别平等专家，来协助高级官员努力在委员会的行动中将性别平等主流化。作为在地方层面上正开展的一个发展项目的一部分，瑞典的郡级长官已经参加了一个性别平等方面的基本培训课程。此外，为了鼓励性别主流化的工作，政府办事处还给郡行政委员会的性别专家们提供了职业性的发展项目。

政府调查委员会 瑞典大概有200多个委员会，他们做出的结论为政府提交到议会的很多法案提供了依据。从1994年开始，所有调查委员会被要求从社会性别视角来分析他们的提案（委员会法案）。如果政府要恰如其分地评估计划所做的改革以及其他的变动，将对两性的状况意味着什么，性别分析是至关重要的。自性别分析被提出并要求贯彻后，进行了两份调查来评估其贯彻程度。最新的评估表明，还有太多的委员会没有达到这项要求。会有相应的措施来保证委员会将性别平等方面的事务置于重要位置。瑞典政府意识到，推行性别主流化战略，社会性别培训是重点，议会的2005年预算，其中包括4百万克朗支持各个地方的培训。

瑞典政府注重执法的强制性，授予性别平等代表处罚权。对于性别平等代表来说，所有的平等法令都要求强制执行，包括制定性别平等计划，没有如期制定完成，或不依照平等计划办事就会处以10万―20万克朗的高额罚款，保障法律的严肃性和权威性。所有的警察局和法院都有性别平等官员，制定并执行性别计划。此外，所有的地方法院（80所）必须受理各种案件，包括性别歧视的案件，通常性别歧视的案件处罚手段是经济赔偿，对遭受歧视的一方由被告承担赔偿费。工作法庭或称劳动法庭，全国只有一家，专门处理劳动关系中的纠纷，可以直接接受投诉或由地方法院转交诉讼案。

瑞典还建立了平等机会监督机构，这是一个确保工作中雇员和受高等教育的学生不受性别歧视的政府机构，监督“男女平等法案”和“大学男女学生平等待遇法”的实行。这两项法令要求雇主和高等教育机构积极地提供平等的机会以及反对性别歧视。该机构在一个动态的基础上监督工作和高等教育中与性别相关的发展，处理宣称受到性别歧视如工资歧视和性骚扰之类的状况（引自《瑞典性别平等工作组织》瑞典政府办公室）。

政府是行政机构，要依法行政，同时，又是积极能动的，政府设有调查委员会，进行政策可行性调查，可以提交方案和立法建议，制定行动框架，与议会进行磋商，促使议会通过政府议案。行政官员一再强调政府内阁是集体决定，性别平等的主张同样如此。政府推出的一系列主张如制定性别平等计划等，反过来促进议会的变革。我们考察的时候，议会的法律委员会正在酝酿十五点性别平等建议，建议包括：议会每四年制定一份平等计划；在国会中要发展性别统计；每个委员会要有一个工作程序来限制不平等态度，比如：定期抽选一些议员调查性别平等进展情况；国会要跨越党派界限讨论性别平等问题；国会制定立法之前，要调查该政策对于男女产生的负面影响，以便及时纠正对两性不利影响的出现；男性议员都要有瑞典性别统计的小册子等等。

此外，我们在瑞典考察的时候，发现议会呈现出跨越党派的性别联盟。在其他国家，通常说来，议会内的党派利益往往高于性别利益，而在瑞典，七大不同党派正在结成跨党派的性别联盟，比如在议会有男性议员网络和女性议员网络。这些议员网络是由不同党派组成的，女性议员网络在七个党派中各推一人组成领导核心，每月搞一次论坛，提高领导和管理能力。男性议会网络的目标不是强调男性利益，而是男性议员自觉成为促进男女平等的同盟军。他们提出三方面的主张：第一，反对将妇女拐卖到北欧，不赞成为了经济利益将性交易合法化；第二，反对对妇女实施暴力，在瑞典针对妇女暴力比例极高，妇女遭受的暴力往往来自她最为熟悉的人，家并不能给女性带来安全；第三，在私营企业董事会推进性别平等，倡导董事会一半男董事一半女董事，现在遇到的问题是，在董事会人数不增加的情况下，女董事的增加势必导致男董事的减少，如果将一个已有的权力拿走，或自愿放弃都不容易。折衷的办法是增加董事会的人数，促使男女人数相当。性别平等的的确确已经成为瑞典政治家男女两性的共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