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2005年12月11日《新京报》A06版发表的一条不显眼的消息《北大教授孟二冬带病援疆》，我感到心颤。这类事情让我第一次感到心颤的，是90年代读到的关于好法官覃彦的通讯。通讯报道说，他每天拖着沉重的病体坚持上班，一步一步地爬上他的位于四层的办公室。在那时的氛围中，反对宣传这样的典型还比较困难，人民日报头版的“今日谈”在该报全文发表赞扬覃彦的长篇通讯的同时，温和地责怪覃彦的领导：看到覃彦如此艰难地每天爬楼上班，为什么不能把他的办公室搬到一层呢？此后，这类宣传有所减少。几年前，覃彦病逝。 这次又看到同类的报道，就需要罗嗦几句了。我们的传媒所报道的典型人物的事迹确实感人，但是很多不是病着就是因为带病坚持工作而逝世了。在以前“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口号下，这种精神曾经鼓舞着全国人民克服困难，度过了很多难关。然而，我们早已进入了和平发展的时期，并且朝着法治社会发展，关于典型的认识模式和宣传典型的思维方式应该换换了。

这次关于北大中文系孟二冬教授的消息说，他在新疆石河子大学对口支教，带病坚持工作，以致倒在讲台上，后确诊为恶性食管肿瘤。近一年来，他接受了三次大手术，但仍然坚持课题研究和指导研究生的工作。我国正在朝着法治社会的目标发展，根据劳动法，职工有劳动的权利，同时还有休息的权利。职工生病了，他就应该休息，如果由于鼓励带病坚持工作而发生问题，他所在单位的领导要承担责任的。劳动权和休息权也是人权，我们不断地表彰带病坚持工作，给外界造成的是我国不尊重人权的印象，怎么可以在人家生病的时候鼓励坚持工作呢？和平时期只有一种情况可以忽略这个问题，即发生突发性的涉及人民生命安全的险情，因为情况紧急，只要能上的就要上。但在平常，发生这样的情况，思维的方向不是鼓励当事人，而应是追究领导者的责任，为什么不能保证自己职工的休息权利？

这是在教育界，带病坚持工作似乎对社会不会带来其他问题，若是在生产企业，消费者知道自己消费的产品是职工带病坚持工作生产出来的，还敢消费吗？特别是食品企业。即使是工业企业，例如生产汽车，如果购买者知道他买的车子是一群病人制作的，会买吗？健康生产，是市场经济的一种不言而喻的前提。

当然，我们会说，这并非提倡带病坚持工作，而是提倡学习他们的精神。确实，鼓舞当事人带病坚持工作的那种顽强意志是感人的，然而我们所提倡的“精神”怎么可能脱离具体的情境呢？长此以往，人们不能不形成一种认识的偏差：只有干到有病不下岗的份儿上，才够得上表彰的层次。根据现行法律，发现这样的问题，在肯定当事人精神可嘉的前提下，首先要对他所在单位的领导进行问责，为什么不能保障这样优秀的人物的休息、养病？而关于公开表彰的标准，其规则必须变化，要让人可学、能学。如果号召学习的对象不是病得起不来就是活活病死、累死，谁敢学啊？其实，宣传中坚持锻炼身体、在正常工作时间内做出很好成就的教育界的典型，至少在北京市的范围内我就看到过，只是不够“潜规则”中的所谓典型人物的标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