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12月17日，汕头大学教授胡兴荣因涉嫌学术抄袭而辞职一事，为一段时间以来的学术批评画上了一个令学术界和社会略感宽慰的句号。同时，也促使人们进一步思考，学术丑闻的不断爆出，问题出在哪里？我们需要怎样的改进？

学术道德的滑坡可以说从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一个社会的精神风貌。因为，作为学术殿堂的大学和研究院不但代表了社会的智力高度，也体现着社会的清洁度。人们之所以不能容忍注水式、克隆式、泡沫化的学术生产的泛滥和蔓延，又之所以深恶“学术权力”的堕落，是因为学术研究的健康运行关系到人文传统的延续和精神价值的构建。学术真理无人守护，社会良知无人担当，是社会变迁中的危险信号。诚如蒋梦麟先生所言：“学术衰，则精神怠，精神怠，则文明进步失主动力矣。”

学者江新华在《学术何以失范——大学学术道德失范的制度分析》一书中，从越轨社会学的角度分析学术失范的根源，提出通过消除制度缺陷来根治学术越轨行为。个体的越轨行为可以通过加强自律和提高修养来解决，但是集体的越轨行为却有足够强大的力量摧毁道德防线，改写固有的秩序和规则，从而形成劣币驱逐良币的潜规则。应当看到，当表层的学术评价标准被暗地里的投机行为扭曲时，由于学术信仰的缺失，个人对维护学术尊严的道德承担便十分脆弱。不少学人更多的是把学术当成个人的登龙术，而忽视了学术的公共品格。在混乱急躁的功利背景下，学术资本积累和攫取的欲望被空前地放大，学术生长发育的基本规律被搁置，“官本位”、“钱本位”侵入学术评价系统，使得学术评价的独立性大打折扣。非学术性因素在学术利益格局中占了较大比重。越来越多的检查评估，越来越细的考核排序，诸如核心期刊发表论文数量的标准等，以整齐划一的尺度构建着中看不中用的“学术政绩”。

当下的学术机制已很难激励学人像陈寅恪、钱钟书等大师那样放纵自己的真性情去追求学术理想。从学术种子的播撒、培育到收获，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常常要穷尽一个人一生的努力，这显然不符合利益最大化的功利原则。当下所谓的学术成果，有很大一部分是在改头换面中速成的，致使学术研究一直处于低水平重复状态。见诸报端的北大教授王铭铭、华东理工大学博士胡黎明等剽窃事件，不过是撞上枪口的倒霉者而已，对于学术腐败的诸多实施者的警示作用是十分有限的。在学位点评审、职称评定、奖项申报等环节上，为了迎合量化万能的游戏规则，各种越轨手段被充分地调动和运用。学术投机已经演化成为一种技术性很强的行为，足可以同缜密的学术评价系统相抗衡。只要有空子可钻，就会有人身体力行，最终成为学术名利场的既得利益者，以至于造成了学术权力的持有者同时也是学术腐败的在场者的局面。“不发表即死亡”的另一面就是粗制滥造者制胜。这不仅损害了学术的原创性，而且也破坏了学者应保持的自由和从容。论文膨胀和学位贬值不但造成了资源浪费、知识增量下降，而且也导致了学习需求和研究兴趣的畸变。

在荣誉、地位、声望和金钱的诱惑下，急功近利的学人自觉地抛弃了“慢活”，去寻找一条立竿见影的捷径，而我们的学术制度恰恰又鼓励学者快速膨胀，学术失范的种种现象已经不是个例，而是出现了一种泛化的倾向。这些学术投机行为之所以屡屡成功，有不少是因为行政权覆盖学术领域，自由的学术批评和自主的学术监督处罚因而缺失。《学术何以失范》一书提出：“学术制度的供给不足是大学学术道德失范的直接根源”。由于制度安排的不当，造成了机会主义行为盛行。重名号、重头衔、重数字其实是管理水平低下的一种表现。曾经担任过美国密西根大学校长的詹姆斯·杜德斯达（James Johnson Duderstadt）提出这样的管理理念：“我们要组建和支撑一个强大的学者教师群体，他们是以一种有效的、合作的方式服务于学校的杰出的教师群体，其所有的活动都遵循最高的道德标准。与此同时，所有的改革都应该与大学的需要相一致，有利于大学保持学术自由，增强机构的灵活性。”由此可见，谋求权势和财富成为一些学者教授的现实追求，信念的缺失使得学术研究彰显工具性，而终极关怀稀薄。这类学术腐败的表象后面是落后的管理机制和学术制度。金耀基说：“学术自由之存在，不是为了大学教师的利益，而是为了他服务的社会的福祉，最终是为了人类的福祉。”这不是一句空话，需要学界和社会吸纳于心灵之中，转化为埋头学术、求真求善的实际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