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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出口持续增长背后的隐忧 肖勤福  
 

这些年来,我国出口取得的增长实绩令世人瞩目。2005年上半年,出口累计3423.4亿美元,比上年同期增长32.7%,累计贸易顺差396.5亿美元,超过上年全年的318亿美元,使我国外汇储备在2005年6月底创下超过7000亿美元大关的新纪录。这些简单的数字包含着两个重要的信息:其一,出口对于我国经济增长至关重要,持续的出口增长是我国持续的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源泉;其二,我国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贸易大国,这是以中国成为世界公认的“世界加工厂”为基础的,二者相互促进,密不可分。

对上述数字和其中的涵义,我们可以而且应该予以充分肯定。但是,如果运用全面、联系、发展的辩证思维方法,从我国外贸出口的国内外环境和影响的实际来看,我们并不能因此而高枕无忧,必须对我国出口持续高速增长背后的隐忧保持应有的警觉。

(一)经济的外贸依赖率过高。世界经验表明,大国经济发展的主要需求动力应来自内部,内需应在需求结构中占到70%左右,以保证本国经济发展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但这些年我国外贸依存度不断攀升,2002年为51%,2004年已超过70%,2005年上半年外贸对经济的拉动作用在40%以上,一季度甚至达到56%。远远超过美国、日本等许多主要国家。外贸依存度过高,表明我国经济实际上已形成大进大出、外贸驱动的增长模式,其特点是重外需轻内需,内外经济驱动力失衡,内需动力不足。在此情况下,第一,我国经济发展已形成对国际市场和进口资源的过度依赖,致使国际经济波动包括国际价格波动极易传导到国内。第二,我国内需增长受到抑制。由于出口和整个外贸的“财富效应”和相应的政策导向促使资源更多地流向外向部门,助长投资率居高不下。投资率过高,居民消费率必然只能停留于低位,居民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势必因此而受到限制。

(二)产业被现有贸易格局困在国际分工的低端。中国已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制造业基地。然而,中国并没有在出口的持续快速增长中,成为世界贸易强国和制造强国,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我国的贸易运行和发展,还是一个受制于人的格局。在我国出口中,加工贸易一直占有重要地位,比重通常超过50%,2005年上半年加工贸易出口1835.7亿美元,占出口总额的53.6%。加工贸易是典型的“两头在外”,生产过程两头的流通都掌握在外商手中,我国企业只能赚取有限的一些加工费,无法形成足够的积累去升级技术,况且产品结构受制于外商也无法转换。另一个重要情况是,外商投资企业在我国出口中占有很大比重,2004年高达57.1%,在加工贸易中占有将近80%,在出口增量中也占据主要地位,因此有相当大部分的贸易所联结的国际分工主导权不在我国企业手中,出口增长对我国产业结构在国际分工中优化的影响力大打折扣。最后,我国企业自主出口的部分,由于技术含量不高,主要用于满足国外对中国作为中低档产品制造基地的那部分特定需求。因此,目前我国出口产品结构状况对提升我国产业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是不利的。此外必须看到,我国企业在出口产品的研发和国际流通中的微弱影响力,对于我国产业通过出口增长摆脱在国际分工中被低端“锁定”和被困低附加值陷阱的危险,明显增加了难度。

(三)能源资源和环境容量为满足他国需求的过度消耗。我国出口产品结构的状况表明,在世界产业转移和重新配置的过程中,近乎无限的劳动力供给导致的低成本人力资本优势,使中国成为全球产业格局中大规模投入、低成本产出传统产业的集中区域,从而强化了我国中低技术基础上以高投入、高排放、高污染为特征的产业结构。我国面向出口的制造业,能耗物耗强度很高,巨量能耗物耗中有相当大比重是为了满足他国的需求。这给大量进口中国制成品的国家带来巨大的好处。比如据有的美国经济学家测算,这些年低价中国产品的进口带给美国消费者的好处,至少在2000亿美元左右。但这仅仅是有形的好处,无形好处还要多得多。发达国家之所以能够将其产业结构稳定在第三产业占60—70%以上的低能耗、低物耗水平上,一个主要原因,是持续向以中国为重点的发展中国家转移其制造业。以国际直接投资为载体、以跨国公司为主体的国际产业转移,事实上成为发达国家对中国大规模转移其高能耗、高物耗产业的有效机制。中国在世界上成为购买能源资源产品的超级客户,与这一机制以及作为其必然结果的我国出口态势紧密相关。与此同时,我们还为外国消费者获取质优价廉消费品而慷慨耗用我国有限、宝贵的环境容量。这种环境破坏,也带有国际转移的性质。对出口导向增长路径的依赖,成为我国实现科学发展观、建立节约型社会的阻碍。

(四)外贸利益分配的失衡。与我国出口相关的利益群体包括我国境内企业、企业职工、我国政府、境外企业、进口国政府、进口国消费者等等。如前所述,我国廉价消费品大量出口,对进口国消费者具有节约开支、稳定消费水平、获取较佳消费效果等多方面的利益,这些利益相比他们不得不消费本国成本-价格较高产品的情况,具有“额外”性质;然而,众所周知,在我国出口产品生产企业里的中国工人,所得就非常有限,尤其在必须保持低价竞争优势的情况下,企业往往很在意“节省”用于工人的工资和福利开支,低成本只是低工资、低福利的代名词,许多三资企业和私营企业中肆意侵害工人利益到近乎资本原始积累时期那种程度的状况,似乎更能说明我国职工为低价出口所遭受的合理利益被粗暴“扣除”的情况。在政府方面,我国政府固然能够从增加就业、增加税收、促进产业发展等方面受益,但对所获利益不能估计过高,因为对三资企业的大幅度减免税、加工贸易的零关税、三资企业的划拨价格与报亏逃税、产业结构难以升级换代固化传统经济增长方式、额外的能耗物耗、高污染环境的治理等等,对我国政府的出口所得形成一道道无情的减法;进口我国产品的外国政府则不然,获利至多,尽管一些国家的政府高喊“中国威胁”,但他们对其所得到的低收入阶层生活水准的保障、产业结构的优化、不可再生能源资源的节约、环境保护、本国企业利润的增加等好处自然是心知肚明,美国还从中国将增加的贸易顺差不断转化为巨额美国国债投资的行为中,获得了弥补巨大国际收支逆差和支持美元地位等多重利益。在企业方面,我国境内企业中获取出口利益最多的显然是三资企业,它们通过低成本生产、国际市场上的比较优势、流通控制、品牌和专利的垄断、全球经营的合理布局、中国政府的减免税、加工贸易零关税等途径,硕果累累,相比而言,我国其他企业的获利就有限得多;境外从事中国产品流通的企业,往往可以获取比中国生产企业多几倍甚至十几倍的利润。为保证我国的经济增长,这些年我们不得不忍受这样一种明显失衡的贸易利益分配格局。

(五)出口增长的不确定性。这些年来,我国出口市场高度偏向发达国家,欧盟、美国和日本一直占50%以上,这种情况对于稳定我国出口、保证今后出口不断增长明显不利,极易受到发达国家经济衰退和贸易保护主义的伤害。我国出口增长不稳定性的另一个重要影响因素是,相当程度上源于我国持续较大贸易顺差的愈演愈烈的贸易摩擦与争端。可以预计,只要我国出口继续增长,大量贸易顺差继续存在,伴随我国出口的贸易摩擦和争端就将继续上演,如遇世界性经济衰退,甚至将演变成针对我国的剧烈的贸易保护主义。可能导致我国未来出口不稳定的再一个因素是,随着工资成本比较优势向其他发展中国家逐渐转移,目前在我国出口中占有举足轻重影响的外资,其来华流量将出现减少,势必对我国出口增量的形成造成消极作用;就加工贸易而言,甚至存在这样一种可能性,订单和协议转向更具低成本优势的国家和地区,直接减少我国出口的存量。即便这样的情况不会真的发生,从目前各方面的情势看,外商投资增速减缓已渐成趋势,肯定不会有利于我国出口的持续高速增长。

针对以上隐忧,我们应在以下方面下工夫:加大内需开发力度,适当降低外贸依存度;加快技术研发和品牌培育,鼓励我国企业构建国际营销网;限制高耗费低效益加工贸易的增长,鼓励企业发展一般贸易;强化外向部门的投资调控,促进出口产业的结构升级;继续实施好以质取胜战略,加快出口产品结构的调整;抑制能源、进口资源密集型和环境污染型产品出口,对出口效益实行“绿色”考评;加强对外商投资的引导和依法管理,保证出口企业的公平竞争;加强行业自律,制止出口企业之间竞相削价出口的现象;打击侵害职工利益现象,切实保护出口生产企业中职工的合法权益;继续深入实施出口市场多元化战略,努力拓展新兴市场;适当抑制贸易顺差,建立应对贸易摩擦和争端的有效机制;促进“走出去”战略的有效实施,对出口生产所需能源资源进口和中低档长线产品出口尽可能实现“投资替代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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