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就要过去了。这一年，中国在和平崛起即和平发展的道路上继续前进。在这一进程中，中国和平发展与世界和平发展相互促进的关系已经并将越来越充分地显示出来，也已经在世界范围内为越来越多的政治家、战略家所认识和理解。关于中国和平崛起的道路，从各个层面继续推动广泛、深入的交流和研讨，是大为有益的。最近，本报与中央党校张琏瑰、马小军两位教授座谈，进一步讨论这个问题，现将他们两位在座谈中提出的观点整理发表出来，供海内外关心这个大问题的朋友们参考。
什么叫和平崛起？
马小军：有关“中国崛起”的讨论话题，并非近年来源于中国，而是始于十几年前的国际社会，只是近年的讨论与以往相比，现实感和紧迫感都大大增强了。其实，仅从语义学意义上说，崛起是指平地山峦凸起的地质现象。中国是有5000年文明的东方古国，文化意义上谈不到“崛起”，西文“the emergence of China”语义中的“新兴”之意，就更不确切了。近年来中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与进步，大大影响于世界，也区别于中国近代史以来的其他时期，崛起（西文为the raising of China）之说只是表达了此种情势。和平崛起说的就是和平发展，只是更为强调其在一个特定时期中发展的较大的规模和较快的速率。
张琏瑰：究竟什么叫中国的和平崛起：这里没有太多的神秘，说白了，就是中国发展得更快一点，赶上世界发展的步伐。中国的和平崛起带有“补课”性质。中国历史上曾长期居于先进国家行列，为人类进步贡献过深邃的思想成果，先进的生产技艺，文明的文物制度，使世界许多国家的人民分享我们的文明成果。但是，近150年来，中国落后了。在别人崛起并迅速发展的时候，中国却徘徊不前了。在一个基本上处于无政府状态，强权政治横行的国际社会上，中国落后就要被动挨打，因此西方列强和日本纷纷入侵掠夺，中国一度处于被瓜分，被亡国的地步。新中国的成立，结束了这段历史，中国“球籍”问题解决了。但是，由于多种原因，中国的发展问题并未从根本上解决。20多年前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新方针，开门学习别的国家好经验，汲取人类进步新成果，加上全国上下齐心努力，使自己获得较快的发展。这种所谓快速发展，实际上就是比世界大多数国家发展步伐更快一点。因为若是不这样，我们就永远赶不上世界的发展，永远处于下游，想想看，像中国这样一个幅员广阔、人口众多的国家，一直处于世界落后国家之列，那对中国、对世界绝对不是一个好事。因此，用较快的速度发展起来，追赶世界先进水平，弥补150年来的延误，追回失去的时间，消除落后造成的恶果。这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历史责任，也是中国对世界应尽的义务。
和平崛起有先例
中国不会做列强
马小军：首先，中国是否会走传统大国崛起的道路？纵观历史，凡是走争霸道路，依靠军事实力获得全球影响力的强国，最终都难逃失败的命运。中国不会选择这条道路。其实，历史上也并非没有过和平崛起的先例。正如德国前外长菲舍尔所说，当50年前罗伯特·舒曼提出“欧洲联邦”设想的时候，欧洲历史即开始了一个全新的时代。过去的年代中，欧洲一再遭受可怕的争霸战争的蹂躏，而“欧洲一体化是对一百年来维持欧洲大国均势这一棘手问题的回答”，即充分进行了历史反思的欧洲国家，彻底“摈弃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签订时形成的力量均衡的原则、欧洲均势体系的原则、单个国家谋求霸权的原则。”战后50年，当代欧洲各国所共同创造的“欧盟式崛起”的和平发展模式，已经为中国的和平崛起提供了最现实的例证和最有力的历史注脚。
另一个有趣的问题是，中国要不要做列强，会不会成为列强。我看，对于人口结构中将长期存在8亿农民，人均GDP尚只有1000美元的中国来说，还没有资格谈论此事。将来，中国强大了，既不会谋求做列强，也不会成为列强。“列强”（the powers）这个词在中国近代历史词典中实在具有太多的意涵。近代史上，东邻日本，明治维新后走上了一条列强之路，为祸东亚，为祸世界，也为害了自己，终在二战中尝到彻底失败的苦果，到1945年之后，不得不重新补课，重走现代化发展之路，至今未绕出历史的怪圈。中国的发展必定要汲取这个历史教训，不做列强并不是不做强国，而是做了强国也不逞强，也不欺负别国，也不称霸。而是做负责任大国，贡献于国际社会，成为人类文明进步的积极力量。何况，5000年文明积淀下来的中国文化的内在规定性，也从根本上排斥并限制了中国成为“列强”的可能。一个不追求成为列强，也不可能成为列强的中国，必然要走一条和平崛起，即和平发展之路。
什么样的中国对世界有利？
张琏瑰：应该特别强调的是，中国的这种发展，主要是通过自己同自己的较量，即通过克服自身诸多弊端实现的。因此我们的口号叫“改革开放”，即革除自己内部那些阻碍或不适应快速发展的因素，打开国门，虚心学习和引进世界各国一切有利有助于我们快速发展的文明成果，搭乘世界发展的列车。这就从根本上规定了，这种“崛起”对世界来说是和平的，也只有世界的和平才能保证中国的发展。认为中国崛起必然同世界其他国家发生冲突的看法，是用上个世纪初帝国主义横行时期的思维方式和目光观察全球化时代世界事物，是时代的错位。
马小军：也就是说一个13亿人口的亚洲大国，如果她贫穷和落后了，那才是世界上最大的不稳定因素，那时才是真正的威胁。这个13亿人口的大国只有在充分的经济繁荣、社会的稳定和政治的民主这样一种背景下，才是亚洲秩序乃至世界秩序的建设性力量。我们希望在一个相对比较短的时期内，实现比较快速的，而且是健康的、高质量的经济社会全面的发展。这里面又包含着以人为本和和谐社会的建设，同时倡导建立和谐世界。这有两方面的任务，一是这150年来，中国落后了，没有跟上世界潮流。1949年以后虽有发展，但是也没赶上。这样一个人口大国，如果继续贫穷下去，将是整个世界的一个非常不安定因素，并是非常可怕的。在这种情况下，当然要谋求在相对短的时间内，追上世界大潮。其二，在追上世界大潮上的同时，我们希望对人类文明有一个更大的贡献。
“中国威胁论”的根源之一是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崛起缺乏准备，但美国主流政治界的中国观念已开始转变
马小军：谈到中国和平崛起，必然无法回避所谓“中国威胁论”。“中国威胁论”的根源是多重的，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国际社会，尤其是目前主导国际体系的大国对中国崛起这样一个事实的关切。这种关切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为中国的发展不仅在现实中让整个世界感受到了她的力量，而且中国发展的成败将成为从根本上影响21世纪人类文明进程的大事件。近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进步的速度和规模，令世界瞩目，使得国际社会及现存的国际体系，某种程度上并未做好从制度、文化（国际社会心理）、技术上容纳中国，这样一个人口大国的准备。尽管如此，中国坚定奉行“和平崛起”道路，遵守规则，主动融入国际体系和秩序，使西方传统的大国崛起理论不再适用，仍为国际社会带来了新鲜的气息，使恶性的遏制、围堵战略，变成了不合时宜的跛脚政策。从某种意义上讲，面对“中国崛起”的迅速、平稳态势，国际社会的主要力量，即一些大国，一时间多少有些“无所适从”，缺乏足够的心理和体制、机制上的准备，绷紧了冷战思维的敏感神经，不仅未减轻对“中国威胁”的关切，似乎反而更增加了。许多问题亦随之浮上台面：例如，中国是否愿意遵循并履行现存的国际规则？中国进入国际体系是否谋求改变这个体系？国际社会能够容纳和承受中国的崛起吗？中国要和平崛起，就必须对外界这些担忧给予充分的重视，并对其所涉及的问题，给予正面的回答，仅仅被动的回应是远远不够的。
我们十分关切美国副国务卿佐利克先生9月21日发表的重要讲话。同时我们也注意到，布什总统、沃尔福威茨和拉姆斯菲尔德等最近对中国的成功访问，以及接连两次中美高官战略会谈所传达出来的相关讯息。我们感觉到，美国主流政治界正在摆脱以往简单化的所谓“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的窠臼，开始对中国有了一个比较现实的、较为深切的认识。即使是持所谓新保守主义观点的人们，他们的中国观念也已开始转型。其实，在一定程度上，美国社会主流中国观念的转型，与中国的自我认识有着重合之处。近年来中国提倡的“和平崛起”或“和平发展”概念，其实就是中国作为一个大国施加于自身的政治责任架构。其实，我们讲“和平崛起”，并不是单纯地讲或者局限于宣传“崛起”的和平途径与和平方式，更重要的关切应当是中国和平崛起，对世界的和平与发展所担负的责任，对人类文明进步的贡献，即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大国的意义，即中国在谋求自身成长和发展的同时，与世界和国际体系之间建立一种建设性的关系。中国人民选择了加入现存世界体系，而不是另立体系。中国选择可以导致世界共赢的经济而非政治军事为先导，与国际社会交往。在某种程度上说，中国目前所取得的国际地位，与其说是来自中国对现行国际体系的接受，莫如说是得益于中国确立自身负责任大国的国际行为模式的努力。如此看来，确立中国自己负责任的大国的国际行为模式，已成为中国“和平崛起”的题中应有之义。作为一个崛起中的大国，中国必须考量应当在国际社会中履行怎样的责任及如何履行这些责任。同样显见的是，对责任的界定本身，就将是中国和包括美国在内的国际社会互动的结果。
中国参与、接受当今国际
体系，是国际秩序的建设者
张琏瑰：“中国和平崛起”题中之义就是中国融入国际社会，融入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大潮。托尔斯泰在他的一部小说中说过一句话，叫作“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这说明一个道理，尽管各国人民历史经历，文化背景差异巨大，但人类对什么是美好的、什么是丑恶的看法大体是相同的，人类存在普世价值。中国和平崛起，也是人类普世价值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的实现。当今世界的主流是和平与发展，这符合人类的利益和意愿，中国崛起就是融入国际社会，成为和平与发展大潮的一部分。中国的发展道路是“中国特色”的，中国追求的目标和崛起的结果安全是“普世”的。把中国的崛起看成是“中国的威胁”是误解，是偏见，是对中国人追求普世价值的否定。
马小军：充分研究大国兴衰的历史规律和现行国际关系的规则，我们认为，现存国际秩序本身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并不能简单看成是19世纪大国秩序的延伸，因为在过去100年里世界秩序是在变化的，中间经过两次世界大战及十月革命—苏东剧变——两极世界解体这样巨大的历史震荡。毋庸讳言，这100年间人类文明所取得的巨大进步，许多都已被吸收进了现存国际秩序、国际制度中去了。当我们说“和平崛起”的时候，事实上我们已摒弃了传统的“霸权更替”、“权力转移”的陈旧观念，它实际上是在表述，中华民族正在通过实现现代化而成为一个更加伟大的国家。在现代中国人的语汇中，“崛起”等同于“现代化”、“比较快速的发展”、“显著的进步”、“成为负责任的大国”，等同于“对人类文明做出较大的贡献”。这些，都是中华民族百年以来的梦想。这样就从根本上规定了，和平不仅是中国崛起的途径，而更将成为其目的与结果。当我们用和平来规范“崛起”，尽管对于“和平”仍可能存在不同的理解，但“崛起”的性质就显得十分清晰了。和平崛起，无疑超越了传统权力政治学的偏见。和平首先是国内的和平。中国崛起的最坚实基础，是建立在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和法治基础上的国内和平。这样，中国就可以从根本上避免一些国家中所发生的大规模的国内冲突与混乱，坦然走向发展之路。有了这个基础，中国外交政策的和平取向，就将成为奠定中国在国际体系中道义与政治合法性的基础。中国的发展与现代化，将为这个国家带来社会繁荣和稳定，而中国的长治久安将给国际社会带来和平与安全。
张琏瑰：中国是国际秩序的建设者，而不是破坏者。对于这一点，国际上总有一些人持怀疑态度。这除去他们的偏见外，也与我们宣传中的偏颇有关。
长期以来，我们经常讲国际新秩序、旧秩序的差异和对立，但对二者的联系和承继关系，它们之间的演化过程却说得很少。这样，就给人们一种感觉，似乎中国崛起以后就要对现行秩序来一场“革命”，由此使一些人产生“中国威胁论”。应该明确指出，这是误解。
什么叫国际秩序，它是某一个历史阶段世界主要的行为体都认同并遵守的国际行为准则和制度的总称。任何一种国际秩序的产生，都有其产生的基础和过程，服务于一定的历史时期。因此，我们有必要建立这样一些基本概念，即：第一，一种国际秩序产生于一定历史时期，有其存在的理由；第二，随着历史的发展，国际秩序同世界的一切事物一样在不断发展变化；第三，由于人类历史从整体上说是在发展进步，国际秩序本身也随之从野蛮走向文明，走向完善与合理；第四，由于当前我们处于和平与发展的时代，这就决定了国际秩序的演进也必然是一个渐进的自我完善过程，而不是剧变方式。这是从国际秩序自身角度谈问题。
另一方面从中国角度看，自从1971年中国恢复联合国席位以后，中国就已经开始融入当今国际体系，成为这个体系的一部分。中国改革开放以后，进一步与当今国际体系融为一体，是现行国际秩序的受益者。现行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确有它不合理的地方，这是历史造成的。因为其许多内容是发达国家根据本身利益制订的。但是，对旧的秩序主要是通过建设性发展进行扬弃，好的东西保留下来，不合理的东西修改掉。这种和平变革、积极建设符合中国利益。中国说要做负责任的大国，实际上就是向世界承诺，第一，要作一个当今国际秩序和平与稳定的维护者，第二，要做一个国际秩序的建设者。
马小军：中国进入了世界体系表明，中国已接受了这个体系，并愿意按照这个体系多年形成的行为准则和规则办事，愿意积极参与旧规则的改革和新规则的创建。当然，加入这个体系并不表明，现行的国际体系在所有方面都符合中国自身的国家利益。这一点与其他国家，尤其是与其他大国所面临的情形是完全相同的。毋庸讳言，现存国际体系在诸多方面还存在着很大的内在缺陷。例如，国际社会依照现行规则，似乎对于美国不断膨胀的单边主义就表现得无能为力，甚至任其发展。单边主义并不能给世界带来和平和稳定，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当然对此持有不同的意见和强烈的批评立场。但是，当中国的国家利益和这个体系之间产生矛盾的时候，也就是中国和这个体系中一些国家的利益发生矛盾、甚至冲突的时候，中国愿意在这个体系内部来解决这样或那样的矛盾冲突，愿意按照现行规则，以和平的方式，通过外交的途径来弥合分歧，增进共识，以求妥善解决问题。这样做才符合中国长远的和根本的国家利益，也符合现行国际体系的规则与共识，符合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事实上，近年来中国也在努力与世界其他主要国家（法、俄、德、欧盟等）合作，对现行国际体系进行改革，发展与完善符合21世纪世界潮流的国际行为规范。这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中国外交政策中的“独立自主”的实质。
张琏瑰：中国主张通过合作，协商解决国际间一切争执，这是中国和平崛起的内在含义之一。西方一些人认为，中国有了力量之后更多地倾向于武力。这是没有根据的。中国传统文化核心是“仁”，是追求和谐、中庸。求同存异，谋求共赢，将是中国处理自己与世界关系的根本之道。最近中国领导人提出建设和谐社会，又主张建设和谐世界，就已经说明了一切。
马小军：从另一个角度讲，这20年来，中国的发展得益于现存国际体系，得益于全球化的进程。正是在改革开放中，中国逐渐融入到全球化当中，成为推动全球化的重要力量，并成为全球化中最大的受益者。没有全球化，中国就没有这种发展。中国是现存国际秩序最大的受惠国之一，中国在发展中分享着人类文明的最先进成果。中国的发展享受了现行国际体系提供的现成的公共产品，其大致包括：开放的世界贸易体系，相对廉价的原油供应，区域安全和畅通的公海航道，相当长时期的大的和平的国际环境，等等。实事求是地说，这些公共产品主要是美国主导的西方国家提供的。因此，发展了的中国应该对国际社会有所回报，力所能及地向国际社会提供公共产品。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来中国经济对世界的贡献，中国积极参与世界与地区多边事务，向国际社会提供越来越多的公共产品，即说明了这一点。今年9月，胡锦涛主席在联合国承诺将向非洲提供100亿美元的援助。
中国的安全问题
马小军：中国目前所面临的安全问题有两个：历史上遗留的一些边界问题和台湾问题。近年，中、俄、哈、吉、塔五国长达7600公里陆路边界的和平划定，中越陆路边界和北部湾海域的划定，已经为和平、妥善、互利地解决历史遗留问题提供了先例。由此可见，中印边界争端、中日海域的争端、中国南海海域的争端，相信都可以最终通过外交的途径得以和平解决。另一个就是台湾问题。台湾问题是一个中国内政问题，关乎到中国的领土完整与国家的统一，关乎到中华民族的核心利益，是一个大的基本原则问题。但是，我们仍愿就此与善意关注此问题的国际社会展开对话。胡锦涛主席9月13日在纽约与布什会谈时就指出，妥善解决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的关键。希望美国同中国一道为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反对“台独”做出积极努力。
所谓军事透明度问题
马小军：近年，中国在经济多年持续快速发展之后，一定程度地加快了国防力量现代化步伐，引起某些西方国家的关注，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所谓中国军事透明度问题，为国际社会所关注，是中美关系中的复杂和敏感话题，也已成为反映两国战略利益平衡的晴雨表。其实，关于军事能力透明的问题，多牵扯到衡量标准、信息沟通和有效预期等方面的问题，属技术层面的问题。这类问题随着中美两军交流的正常化、日常化的加深，正在得到解决。军事战略意图透明的问题，实质上是建立政治互信，相互增进理解的问题。近年中国国防白皮书的连续发表，就充分体现了在这方面取得的进步。应当看到，所谓透明度问题都受制于经济、政治和技术条件，其本身即是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要想达到更高的透明度，取决于这些条件的不断改善，也取决于国际环境的进一步改善，而中美双方对此都负有重大的责任。
中美关系趋向成熟的标志
马小军：中美之间存在的不信任是十分危险的。如同把中国和平崛起，理解为挑战或将要挑战美国的全球战略利益同样错误的是，对中国和平崛起施行遏制政策。中美关系无疑将会对21世纪的世界历史发生决定性的影响。因此，只有像1972年中美一举跨越隔阂了几十年的意识形态鸿沟，那样宽广而勇敢的视角来思考与定位中美关系，才是符合中美两国，从而也符合全世界的共同利益的。我们清晰地注意到，美国朝野对华政策辩论已近尾声，布什政府正对具有“复杂性”的中美关系加以重新定位，即双方更为平等的“共同经营者”或“利害关系人”，美国对华政策的重点将转向促使中国在国际体系内成为“负责任的一员”。当前的中美关系越来越具有可管理性和可控制性，其中，极为重要的一条就是，彼此都明确地了解并尊重对方的核心利益，这是中美关系趋向于成熟的标志。如美国著名国际问题专家葛来仪所说，双方越来越认识到，良好的双边关系是建立在相互信任基础上的，双方应当允许各自在内政外交方面保留一些空间，彼此不挑战对方的核心利益，才能把握大局，游刃有余地处理双边关系中存在的问题。自然，台湾问题涉及中国的核心问题。美国对此问题虽表关注，但对中国的立场和原则表示理解与尊重，并历来小心翼翼地加以处理。中美双方有识之士认为，必须在一个大的中美关系架构中来看待“台湾问题”，即关注和把握中美关系的大局。国际格局的变化，使中美关系中的复杂因素和相互依赖性在增加。反对台独已逐渐成为中美双方的基本共识。双方在台湾问题上的分歧点在悄然缩小。就中国而言，并不存在挑战美国核心利益的问题。相反，在许多涉及美国国家和新战略利益的问题上，中美两国之间存在着广泛的合作空间。在外交方面，中美两国共同关注诸如反恐问题、毒品走私、朝核问题、联合国改革、能源等问题。所有这些问题都可以成为中美关系互动的平台，全球性多边问题开始成为双边合作与对话的基础。
目前，中美双方已建立起了一系列双边机制：一是最高领导人的互访和热线；二是今年开始的两国高层战略对话机制，秉持着坦诚相见、畅所欲言的原则进行；三是两国各职能部门（外交、国防、商贸、财经等）领导人的会晤机制；四是两国在一些重大国际机构和平台（包括联合国、WTO、IMF、APEC、亚洲银行、北京六方会谈等）的交流与互动。
从人类文明的多样性看中国的
和平崛起与世界的和谐
马小军：人类文明是多样性的，整个世界的进步和中国的发展都是建立在以往人类文明的成就上的。中国是世界的一部分，她的发展必然和世界文明相联系。我们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取得的所有成就自然应当被视为，一是中国五千年文化的延续。二就是分享了世界人类文明的成果。这就是中国和平崛起或说是和平发展的最坚实的基础，也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前行的政治合法性之所在。谈到中国和平崛起问题，自然无法回避，也不必回避一个十分敏感的问题，即意识形态的问题，即西方国家主导的国际社会，是否已在文化和意识形态层面，具备了对中国的容纳能力？
中国不是苏联。今天的中国也已不再是改革开放之前的中国。中国20多年的经济社会发展已向世界昭示了这一点。苏东剧变后的中国经济社会的持续、快速、稳定的发展实践，不仅十分清晰地划清了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践与前苏联、东欧国家的界限，而且也划清了此前中国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中秉持的发展模式与最近20年发展道路的区别。今天，再回过头去看一看，二者之间存在着多么大的不同之处啊。其实，今天中国所实行的社会主义发展模式，仅只是现代世界文明多样性中的一种。人类文明多样性的基本特征说明，既没有苏联共产主义的一统天下，也不会出现美国式资本主义的一统天下。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符合中国国情和发展现实的，包括西方国家在内的国际社会已逐渐接受了这一现实。和平崛起的社会主义的中国，有利于世界和平的维护，有利于世界经济的繁荣，有利于推动建设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同时也使全世界对中国的社会主义获得一个全新的认识，也为国际社会提供了一种全新的可资借鉴的发展道路与模式。
人类文明多样性不仅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特征，也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动力。孔夫子说，“中也者，天下之达道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中国政府倡导建立和谐世界，正是基于人类文明多样性的基础提出的。我们应该尊重各国自主选择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的权利，相互借鉴而不是刻意排斥，取长补短而不是定于一尊，推动各国根据本国国情实现振兴和发展；应该加强不同文明的对话和交流，在竞争比较中取长补短，在求同存异中共同发展，努力消除相互的疑虑和隔阂，使人类更加和睦，让世界更加丰富多彩；应该以平等开放的精神，维护文明的多样性，促进国际关系民主化，协力构建各种文明兼容并蓄的和谐世界。
总而言之，中国不必回避正在崛起的事实，应当坚定不移地按照历史所预设的自身的节奏前行，理直气壮地全面提升包括经济力、软实力、国防力在内的国家综合国力，承担起大国的国际义务与责任，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崛起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