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生态理念出现于20世纪60年代。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科学技术的大规模应用，全球范围内的经济有了迅速增长，然而在环境和资源等方面也逐渐出现了一系列严重问题。对这些问题的反思促使了生态理念的形成。1962年，美国生物学家R·卡逊出版了《寂静的春天》一书，这本书被看作当代西方环保意识萌生的标志之一。在这本书中，卡逊分析了由于化学杀虫剂污染造成的严重危害，使本来应该万物复苏。生机勃勃的春天变得“寂静”，从而论证了人类同大气、海洋、土壤、动植物之间的密切关系，揭示了环境污染对生态系统的破坏性影响。她得出结论说：“控制自然”这个词是一个妄自尊大的想象的产物，是生物学和哲学还处于低级幼稚阶段时的产物。设想中的“控制自然”就是要大自然只为人类的方便有利而存在，这是人类的不幸。“循环经济”一词是美国经济学家k·波尔丁于60年代在论述生态经济时提出的，他强调了减少资源消耗和资源有效利用的重要性。此后，B·沃德和R·杜博斯合著的《只有一个地球》一书，从整个地球的发展前景出发，呼吁重视维护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的生态平衡。

1972年，罗马俱乐部提出了关于世界趋势研究的报告《增长的极限》。这份报告给人类的盲目乐观敲响了警钟。报告认为，地球正面临着巨大的危机，其中包括资源、人口、粮食、环境等问题。如按照现在这样的速度发展下去，一百年内地球就会出现资源枯竭、人口爆炸、粮食停止增长、环境污染难以处理的情况，人类社会将走向衰亡。为了避免这种可怕的前景出现，“罗马俱乐部”的学者提出了急速减少资源开采，缩减人口数量，只维持人和机器简单再生产的“零的增长”的措施。这种理论也就被称为“增长极限”理论。这种观点促使人们注意到了经济发展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但所提出的解决方案却是难以操作的。

“可持续发展”一词，1980年首次在《世界自然保护大纲》中正式提出。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委员会于1982年发表了研究报告《我们共同的未来》，论证了“可持续发展”的涵义：“可持续发展是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损害到子孙后代满足其需求能力的发展”。

与可持续发展思潮相呼应，学术界逐渐把发展的视角由“物”转向人，出现了“以人为中心的综合发展”观。1983年，法国学者佩鲁发表了《新发展观》一书，提出检验发展的最终标准不是物的指标，而是人的发展程度，而人的发展应是全面发展，社会的发展应是综合发展。受佩鲁和其他一些学者思想的影响，联合国确立了一种新的度量发展的标准——人类发展指数（HDI），主要包括人均寿命、人均收入、受教育程度、环境状况、公平程度等。既包括（GDP），又不限于（GDP），而且考虑到环境等指标。从1990年起，每年发表一份不同主题的《人类发展报告》。“环境友好型社会”的概念也是随着人类对环境问题的认识水平不断深化逐渐形成的。1992年联合国大会通过的《21世纪议程》中正式提出了“环境友好的”(Environmentally Friendly)概念。可以说，中国的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借鉴和吸收了国际生态理念的一些合理因素。“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的提出，体现了时代精神”。

要坚持可持续发展，就需要转变一些在人口、环境和资源问题上的传统观念。面对环境污染的严重挑战，越来越需要从伦理角度看待人与自然的关系。环境伦理就是人与自然环境之间的道德关系。要从强调“征服自然”转变为强调“人与自然环境和谐相处”。实践不仅是改造世界的活动，同时也是保护世界的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