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10年全球发生的许多事件和危机已经向人们表明，全球化时代也是全球风险时代。风险在范围和性质上迥异于1990年代以前。用乌利希·贝克的话说，以前社会的风险来自自然，现在风险是建构的；或者如吉登斯所说，是“外部风险”与“人为风险”的区别。扼要地说，全球化时代的风险是人类自己造成的，并且正在摆脱时空限制，具有更大的普遍性，不能靠因果原则来把握，难以用传统的方式来防范和补偿。从技术的进步到制度的设计，从科学发明到某种理念的确立，都有可能把人类带到风险的边缘。
1992年德国社会学家乌利希·贝克的《风险社会》一书的英文版出版。他把风险社会界定为：“一组特定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条件。特征是人为不确定性的日益扩散，现存的社会结构、制度和关系向更复杂、更相机，更分裂状态的转变。”在贝克看来，我们时代核心的政治问题是，如何预防作为现代化内在组成部分的风险和灾害，并且引起社会的注意，使之最小化。而在后冷战时代，经典的社会、文化和政治科学的范畴和基本假设已经构成了韦伯所说的“铁笼”，在认识这些风险上，就像“盲人之与颜色”，无能为力。要理解当代世界，必须摆脱这些范畴的纠缠。
在这个全球风险时代，必须借助批判性反思来重新勾画指引未来方向的“地图”。从上世纪70年代以来，以罗尔斯、哈贝马斯为代表的社会政治哲学家们一直强调“反思”在当代的重要性，而后来的吉登斯等人更把“反思”作为区分两个现代化阶段的标志：把目前人类进行的现代化称为“反思的现代化”；以区别启蒙时代以来把科学技术和现代制度作为解决所有问题的答案的“简单现代化”阶段。在这个变化迅疾，日益多元的世界中，既有的所有认知标准都无法提供完满的而且唯一的答案，既有的制度不但不能防止并保护我们避开人为的风险，而且还在制造着新的风险。因此，反思的现代化也是重新评价既有的价值、理念以及制度的过程，是重新认识我们生存的环境以及我们自身的过程。
批判是反思的内在精神和动力，缺乏自我批判的反思是虚伪的，因为不能真诚地面对自我的缺点；而没有社会批判的反思则是懦弱的，因为只是对现有强大制度的默认和服从，逃避了制度建构的责任和义务。因此反思的批判必须是双向的，是自我反思和社会反思的结合，这样才能有彻底改革的勇气和持续改革的理性。从另一个角度讲，反思也是全方位的。从反思对象上分为：自我、外部世界，自我与外部世界的联系；从反思主体来看，包括了所有社会主体，从个人到团体、民族、种族、乃至各种组织、共同体。吉登斯认为，反思的现代化是社会反思性增强的世界，是所有社会主体，从个人到团体、民族、种族、乃至各种组织的反思能力增强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既有的所有认知标准都无法提供完满的而且唯一的答案，既有的制度不但不能防止并且保护我们避开人为的风险，而且还在制造着新的风险。因此，反思的现代化也是重新评价既有的价值、理念以及制度的过程，是重新认识我们生存的环境以及我们自身的过程。
中国作为全球化进程中的后来者，既有潜在的“后发优势”，也有先天的“后发劣势”。如何平衡二者的关系，发挥优势，抑制劣势是中国在全球风险时代面临的艰巨任务。因此，对中国来说，如何实现真正的、有效的反思是至关重要的。
就中国而言，所面对的风险环境不同于大部分国家，带有明显的复合特征。这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尽管随着现代化的快速推进，现代意义的风险大量出现，但是由于农业生产方式在许多地方依然占主导地位，所以传统风险依然存在；二是尽管技术风险、制度风险成为风险结构中的主要类型，但是由于中国在进行着现代化的同时，也进行着制度改革和制度转轨，所以制度风险中既有过程风险也有结构性风险。除了多种风险共存并大量涌现外，更需要注意的是，中国本身的结构、所处的历史阶段以及所从事的现代化和融入世界的事业为这些风险的放大提供了条件。具体来说，这些条件包括：（1）人口规模大，密度高，一旦风险发生会威胁到更多生命；（2）人口的文化水平低，科学素质差，面对风险更容易被误导并做出非理性行为；（3）包括人口、物质、信息、资本等在内的要素流动突然加速，对现有制度产生了压力，并推动了风险的传播；（4）社会信任结构正处于变革之中。一方面，以传统共同体为单位的信任正在被现代化所破坏，另一方面更大范围的社会信任没有形成。人们很容易出现过度信任他人或怀疑他人的极端，不利于共同体感的建构；（5）市场、公民社会这些现代治理机制正在形成之中，还存在着诸多的缺陷，无法在短时间建立起自我约束和规范的机制，容易直接产生或诱发新的风险，并恶化既有的危险；（6）虽然国家在动员资源、整合社会、规范市场方面拥有一定的权威性，但是治理结构不合理，权力过于集中，不利于风险的分散以及责任的分担；（7）快速的现代化大大提高了自然的“人化”程度，使本来就因为人口过多而脆弱的生态环境更容易被破坏。
在理解中国的时候，必须警惕两种危险倾向：一是在对中国本土问题缺乏深入了解和全面观察的时候作出过度悲观的反应；二是对中国面临问题的严重性估计不足，对解决问题的能力估计过高而产生的盲目乐观情绪。要克服这两种倾向，需要理论界和实践界以批判性反思为平台，相互交流，共同提升，而理论界有其特殊的使命。用已故著名国际政治经济学家苏珊·斯特兰奇的话说，在理解当代这个世界时，学者更应该承担起更多的责任和工作，因为“在思考可行性选择时，学者与新闻记者相比有更多的时间，与官员相比有更大的自由。”
实际上，在这个全球风险时代中，没有谁有能力单独勾画出指引未来方向的“地图”，也没有哪个单个力量有能力阻止风险的来临，即使是再强大的政治力量也必须寻求其他力量的合作。因此，我们现在首先需要的是批判性反思，而社会秩序主导者的自我反思至为关键，只有这样才能在风险面前明确责任，在更大范围内形成对风险的共识、对风险的公共意识，并且在这个基础上实现多种力量的平等参与，相互补充和良性互动。这样才有可能勾画出指引正确路向的“地图”，并找到人类的安全归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