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卫生问题在国际政治中日益突出。经济全球化进程加快，人员国际交往增多，各国安全观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人们认识到，对国家主权及人类整体生存与发展构成威胁的因素，除政治、经济和军事冲突等传统安全威胁因素以外，还有一些诸如恐怖主义、金融安全、环境安全、疾病蔓延、走私贩毒等非传统安全因素。这些非传统安全因素对世界和平与发展产生着重要影响。

回顾近20年，一些卫生问题不断震撼着世界，艾滋病出现和全球蔓延，疯牛病、埃博拉、非典等发生和控制，二噁英食品污染和大肠杆菌O157食品污染，这些事件相对于传统疾病造成的死亡并不多，甚至没有死亡而仅为潜在的健康威胁，但是对国家乃至地区和全球经济都产生了一定的负面效应，成为当事国政治家首要处理的重大问题。当今国际政治舞台上，打击恐怖主义和防治艾滋病是使用率最高的新话语，预防控制禽流感全球流行是国际政治中的热门话题。

卫生问题成为国际政治的重要内容，主要有以下特点：一是跨国性，疾病传播无国界，以艾滋病为例，自1981年发现以来，已传播世界各国，现有感染者达4200多万。二是不确定性，传染性疾病的发生和造成的危害往往难以预料，同时作为非传统安全威胁，疾病可以来自国家、组织或集团，更多情况下来自个人并造成社会严重后果后才被发现，因而难以防控，我国非典即为典型案例。三是转化性，疾病社会传播后迅速超越卫生领域，易造成人们的恐慌而转化为社会经济和政治问题。四是协作性，应对疾病等卫生问题需要加强部门间配合和地区间乃至国际合作，才能将发生的危害减少到最低限度。鉴于这些特点，研究处理国际政治中的卫生问题，必须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科技、心理、医学等多学科跨学科研究，必须从国内问题与国际政治相联系的角度看问题。

目前，各国处理国际卫生问题的基本原则一般都会坚持以下原则。一是国家利益原则。一旦发生传染病爆发等严重公共卫生事件，各国政府都会采取积极有力措施，首先保护本国合法利益和正当利益。非当事国也会采取严格的国境检疫防止传染病的侵入，甚至会关闭出入境口岸终止与当事国的人员和货物来往。此刻，对于国民生命健康的利益关注远高于因终止人员和货物往来而导致的经济损失。二是道义原则。人类文明发展到今天，在任何国际化的卫生危机中，负责任的政府都应有国际人道主义精神，所作所为都要遵循公认的国际准则和国际法原则。三是合作原则。鉴于卫生问题的跨国性和控制措施的时效性，有关卫生问题的信息要及时和透明，科学研究资源要能够分享。非当事国保护本国利益的同时，向当事国提供资金和技术的援助已是通常的做法。四是实力原则。综合国力决定着一个国家在国际事务中发挥影响和作用，在处理国际政治中的卫生问题上也毫不例外。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在处理卫生危机中，政府动员力、组织力和经济实力非常重要，但对危机实质的认识和控制往往取决于高素质的医务人员和完善的医学科技能力，只有完备的专业措施才能把公共卫生危机控制在最小的范围内，把损失减少到最小的程度。

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大国，幅员辽阔，气候复杂，生物多样，人口众多，疾病谱广泛。有案可藉，诸如霍乱、乙肝和艾滋病等目前一些重大传染病都是境外来华人士首先发病后才出现的。可以说，我国是受传染病严重危害的国家之一，在相对较低的卫生投入情况下，我国卫生事业所取的成绩是令人瞩目的，特别是在预防控制传染病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与国际社会交流合作具有良好的基础。当前，我国经济快速发展，与世界各地人员和贸易往来日益增多，跨国卫生问题在一定程度上随时可能出现，加强国际卫生问题研究，制订有关政策和相关防治预案是十分重要的。这样有利于我国在国际政治舞台上扮演主动角色，有利于在国际社会中树立负责任的大国形象，有利于赢得更好的国际环境和加快国内经济社会协调持续发展。

处理国际政治中涉及到的卫生问题，大多数情况下是多边性的。多边外交场合中，双边外交关系的好坏是关键。双边关系往往与双方的历史、文化、意识形态、经济贸易等因素密切关联。为维护我国在国际卫生方面的利益，加强与发达国家进行交流、合作是重要的，可以学习和借鉴一些东西；但由于发达国家与我国相处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他们的关切点与我国不同，往往为自身利益而设定一些发展中国家难以达到标准和无法实行的措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我国在国际卫生方面是有影响并可以发挥作用，在许多场合中维护我国利益的同时，要关注发展中国家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