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军风看北洋海军命运（之二）

三、战场上北洋海军

像一支未加训练的舰队

舰队是实力相当的舰队，结局却是一边倒的结局。当面临的是战场而不是操场、面对的是敌舰而不是靶舰的时候，“节制精严”的北洋舰队变得毫无节制可言。

首先舰队布阵就陷入混乱。丁汝昌与洋员汉纳根、泰莱商定“分段纵列、掎角鱼贯之阵”，到刘步蟾传令后竟变为了“一字雁行阵”；接着针对日方的阵式我方又发生龃龉，接战时的实际战斗队形摆成了“单行两翼雁行阵”。临战前短时间内阵形如此变乱，致使今天很多人还在争论考证，北洋舰队用的到底是什么阵形。此种勉强之阵形维持时间也不长，“待日舰绕至背后时清军阵列始乱，此后即不复能整矣”。再加上定远舰一炮震塌飞桥，丁汝昌摔成重伤，首炮之始北洋舰队就失去了总指挥。(泰莱回忆道，“此桥之名甚佳，而其竟飞，而丁与予亦随之飞。鸭绿江之战以是开始”)。这场命运攸关的海战持续四个多小时，北洋舰队几乎始终在无统一指挥的状态下分散作战；“旗舰仅于开仗时升一旗令，此后遂无号令”。刘步蟾、林泰曾二位总兵，无一人挺身而出，替代丁汝昌指挥。战斗将结束时才有靖远舰管带叶祖圭升旗代替旗舰；升起的也是一面收队旗，收拢指挥残余舰只撤出战斗而已。

再者为作战效能的低下。先击之不中，后中之不沉。在有效射距外总兵刘步蟾就命定远舰首先发炮，首炮非但未击中目标，反震塌前部搭于主炮上的飞桥，重伤了丁汝昌。战斗掉队的日舰比睿号从我舰群中穿过，来远舰在四百米距离上发射鱼雷，不中，其侥幸逃出。火力极弱的武装商船西京丸经过定远舰时，定远发四炮，两炮未中；福龙号鱼雷艇赶来向其连发三颗鱼雷，最近的发射距离为四十米，竟也无一命中，又侥幸逃出。仅六百余吨的赤城号在炮火中蒸汽管破裂，前炮弹药断绝、大樯摧折居然也不沉，再侥幸逃出。李鸿章夸耀北洋海军的“攻守多方，备极奇奥”、“发十六炮，中至十五”之说，在真枪实弹的战场上烟消云散。

战场上的北洋海军如此失序，完全像一支未加训练的舰队。其六年合操实战尚不能成一阵，而组建时间很短的日本联合舰队，在整个作战过程中队形不乱，“始终信号相通，秩序井然，如在操演中”。据统计，黄海海战中日舰平均中弹11.17发，而北洋各舰平均中弹107.71发。日舰火炮命中率高出北洋舰队九倍以上。

双方舰队的实力与战绩相较是极不相称的。“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养就是为了用。为什么庞大的北洋舰队如清臣文廷式所指:“糜费千万却不能一战”？

自从战争与人类社会相伴以来，还没有哪一种力量像海军这样，尤其检验一支军队的整体实力。也没有哪一种兵器像军舰这样，每一个战斗动作的质量都是全体成员战斗动作质量的总合。战场决定胜利，战场却不能孕育胜利。胜利只能孕育在充满单调乏味训练的承平。同治年间有人仔细观察过西方海军训练：“……每船数百人，终日寂然无声。所派在船分段巡查者，持枪往来，足无停趾。不但无故无一登岸者，即在船亦无酣嬉高卧之人。枪炮、器械、绳索什物，不惜厚费，必新必坚，终日淬励，如待敌至。即炮子之光滑，亦如球如镜；大小合膛，皆以规算测量，故其炮能命中致远，无坚不摧。虽王子贵人，一经入伍，与齐民等，凡劳苦蠢笨事，皆习为之。桅高数丈，缘索以登，必行走如飞。尽各兵之所能，方为水师提督。行伍之中，从无一官一兵，可以幸进”。这就是战斗力。只有这种由严密的组织、严格的训练、 严谨的作风培养出来的军队，在关键时刻才能拿出顽强的整体合力。匹夫之勇已不足贵。现代战争之勇，必须以高超的作战技能为基础。必须借助精确熟练地操纵使用战争兵器来体现。一支连舰炮都能用来张晒衣裤的舰队，战时再勇，对形成有机合力来说也为时晚矣。

四、这支新式军队，很快就与

八旗绿营的腐败军风相差无二

多种资料证明，北洋海军在一片承平的中后期，军风被各种习气严重毒化。

《北洋海军章程》规定:“总兵以下各官，皆终年住船，不建衙，不建公馆。”但“琅威理去，操练尽弛。自左右翼总兵以下，争挈眷陆居，军士去船以嬉”；提督丁汝昌则在海军公所所在地刘公岛盖铺屋，出租给各将领居住，以致“夜间住岸者，一船有半”；对这种视章程为儿戏的举动，李鸿章以“武夫难拘绳墨”为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直到对日宣战前一日，他才急电丁汝昌，令“各船留火，官弁夜晚住船，不准回家”。

章程同样规定不得酗酒聚赌，违者严惩。但定远舰水兵在管带室门口赌博，却无人过问；甚至提督也侧身其间：“琅君既去，有某西人偶登其船，见海军提督正与巡兵团同坐斗竹牌也”。

满清兵部所定《处分则例》规定，“官员宿娼者革职”；但“每北洋封冻，海军岁例巡南洋，率淫赌于香港、上海，识者早忧之”。在北洋舰队最为艰难的威海之战后期，来远、威远被日军鱼雷艇夜袭击沉，“是夜来远管带邱宝仁、威远管带林颖启登岸逐声妓未归，擅弃职守，苟且偷生”；靖远舰在港内中炮沉没时，“管带叶祖圭已先离船在陆”。

章程规定的船制与保养也形同虚设。舰船一是不保养，一是作他用。英国远东舰队司令斐利曼特曾谈过一段对中国舰艇的观感：“中国水雷船排列海边，无人掌管，外则铁锈堆积，内则秽污狼籍；使或海波告警，业已无可驶用”。

舰队后期实行行船公费管带包干，节余归己，更使各船管带平时惜费应付，鲜于保养维修，结果战时后果严重。致远、靖远二舰截门橡皮年久破烂，一直未加整修，致使两舰在海战时中炮后速即沉没。

至于舰船不作常年训练而挪做他用，则已不是海军的个别现象了。“南洋‘元凯’、‘超武’兵船，仅供大员往来差使，并不巡缉海面”；北洋以军舰走私贩运，搭载旅客，为各衙门赚取银两。在这种风气下，舰队内部投亲攀友，结党营私。海军大半闽人，水师提督、淮人陆将丁汝昌“孤寄群闽人之上，遂为闽党所制，威令不行”。黄海之战后，甚至“有若干命令，船员全体故意置之不理”；提督空有其名。而闽党之首刘步蟾则被人们称为“实际上之提督者”。总教习琅威理“督操綦严，军官多闽人，颇恶之。右翼总兵刘步蟾与有违言，不相能，乃以计逐琅威理”。“督带粤人邓世昌，素忠勇，闽人素忌之”；“致远战酣，闽人相视不救”。这支新式军队的风气，如此之快就与八旗绿营的腐败军风无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