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今时代，发展军民两用技术对于建立军民结合、平战结合的新型国防建设体制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在伊拉克战争中，美军作战中心的詹姆斯上校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我们现在没有必要一定要我们自己弄出一套东西，许多军人都从家里带装备，比如说GPS系统，许多人购买它是用来打猎、钓鱼或者野营，参战时他们都带上战场，并且发现这些比军用型号更好用更轻便。”今天，历史仿佛出现了某种回归：在石器时代和冷兵器早期阶段，人类采用生产工具兼作战武器的兵农合一形式；到冷兵器中后期、热兵器时期以及机械化兵器时期，出现了长期的军民经济体系分离；随着现代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现阶段又出现了军民高度合一的新阶段。这种“合”、“分”、“合”，似乎在印证着一种历史规律。

深入一步看，这种军民两用技术发展，是国家政策驱动的产物。美国国防部在2003年2月的《国防工业基础转型路线图》报告中，明确提出了构建“基于作战效果的国防工业基础”变革性的构想，国防工业不再按照产品属性划分（如航天制造业、航空制造业、造船业等），而改为五个基于作战效果的产业领域，这样的划分意在鼓励和吸收更多中小企业进入国防经济领域，加速推进两用技术发展。从科技人员构成上看，美国直接或间接为军方服务的科学家目前已经达到78万之众，占全美科学家总数的82％，在人才队伍上已实现了军民高度融合。

近年来，我国在发展两用技术上虽然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作为后发国家，与世界发达国家的相对发展速度并没有明显拉开，发展状况与中国特色军事变革的要求差距还很大。这就需要我们从发展背景和条件上寻找启动和发展我国军民两用技术的差异性，以准确把握我国军民两用技术发展的规律，找准存在的主要问题，思考有效的对策。事实上，推动当今世界各国发展两用技术虽然有着共同的军事动因、技术动因和经济动因，但也有各自特殊的因素。正因为如此，美国的两用技术发展模式不同于日本的，日本的不同于欧盟的；即使在欧盟国家内部，各国模式也不尽相同。那么，我国军民两用技术发展条件和环境的特殊性究竟何在呢？我们可以从以下几方面思考：

一是启动原因的差异。西方发展两用技术具有明显的应对军费开支削减的背景，如美国1990年代初开始大幅度削减军费开支，并于1993年公布其“国防转轨战略”,开始大力发展两用技术。俄罗斯认为军工系统中70%以上的技术可军民两用,利用两用技术是摆脱经济困境的关键问题，是维持国防工业基础生存的重要手段。法国从国防科研经费日益短缺的现实出发，认为两用技术的开发应用可以大量节省研制生产费用。经过研究，法国人认为许多民用技术只需要很少经费就能达到军事系统80%的性能要求。而现阶段我国之所以强调发展两用技术，虽然也包含降低研发费用等经济动因，但主要的着力点，还是通过建立发达的两用技术基础，来增强我国武器自主开发和创新能力，突破众多的技术瓶颈，缩小与西方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所以，从启动原因上看，发达国家往往是降低军用标准以寻求资本和技术上的节约，而我国则更多地带有吸收本国先进民用技术以提升本国军事技术水平的意味。

二是微观主体的不同。在西方国家，尽管政府是推动两用技术发展的最终动力，但企业始终是两用技术的开发主体。据美国兰德公司研究报告显示，美国国防部几乎所有的两用技术开发都是由企业通过合同形式进行的。在尖端技术领域，美国已形成了军民共享的技术研发体制。在企业参与军民两用技术项目时，分担50％的技术开发经费，并享有该技术的商业应用权利。反观我国，现行经济体制仍然是军民分割，民用经济企事业单位很难进入国防领域，还没有形成真正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企业开发主体。相反，不少军工单位害怕民用单位抢“饭碗”，认为军品订货量本来不大，市场空间较小，而且军工还要“转民”，由此担心民用技术进入军工领域后会增加竞争对手。

三是技术起点的差别。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军民共用技术达到了80％，20％是军队特殊需要的专用技术，这个比例大致上反映了当今世界军民两用技术的最优比重。美国在1994年的《军用规范精简方案》中，国防部对长期执行的31000个军用规范进行了重大调整，收到了很好的效果。据美国军用规范、标准改革小组估计，通过取消许多军用规范、标准，在两年时间里可以节约5.5亿美元左右。美国军方所以大量采用民用规范标准，并取得较好的实效，很重要的一点在于它的民用技术水平尤其是信息化水平较高，可以对军用产业形成强有力的支持。目前，我国军用标准和民用标准分属两套体系，很多现行军用标准还在沿用前苏联和美国的旧规范，不少标准已失去了先进性。经过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民用经济中的通信、生物、材料等领域中的产品技术标准虽然已高于军用标准，但总体来讲，我国民用技术产业水平还是比较低的。根据世界银行统计，美国从事R&D的科学家和工程师为102万人，日本为62万人，中国为57万人，俄罗斯为52万人，印度为15万人。但是，1998年中国的知识创新能力仅为世界的1.77％，远低于同期的美国和日本以及其他西方国家。显然，薄弱的民用技术基础对我国两用技术发展必然带来不利的影响。

四是经济体制环境的不一。现代两用技术是以发达、成熟的市场经济体制和机制为平台的，因而西方国家的两用技术发展不存在技术转型与社会经济转型之间的较大矛盾，更多地表现为技术领域的单一变革和推进。在这方面，我国经过20多年市场取向的体制改革，市场化率虽然达到了73.8%，已经高于60%的及格线，但与成熟、规范的市场经济体制相比还有相当的距离，两用技术所依托的体制环境总体上还逊于发达国家。可以说，我国两用技术的发展是在整个社会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的环境中进行的，技术形态发展与社会经济转型是同时进行的。这种特性决定了我国发展两用技术的经济环境具有很明显的不稳定性和不成熟性，从而使两用技术的发展会面临更多困难。比如，我国还没有针对民用高技术的准入许可、保密、投资、计量、标准、质量保证、产品认证和产品验收等制度，因而不能使民用高新技术系统地进入军工科研的经济体系。

五是国际合作环境之别。西方国家两用技术的发展主要依托军事联盟范围内的各种形式的国际合作，具有同层对流、垂直交流的互补优势以及交流优势、资源聚集优势、规模优势、倍增优势等，而我国作为非联盟的社会主义国家却难以享有这种优势。相反，我们还要应对所谓“反跨越机制”的禁锢。西方军事强国为了最大限度地拉开与落后者的差距（通常在武器装备水平上保持一至二代的差距），通常采取技术封锁、控制技术转让、全力垄断最新军事科技和两用技术等措施，使落后者或潜在敌国减缓跨越步伐和降低跨越幅度。如何打破西方国家的“反跨越机制”，是一个我们必须面对的重大现实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