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戏，是指某些特定的分输赢的娱乐行为，比如打扑克、搓麻将、捉迷藏等等。因为游戏的本质是娱乐，所以我们玩起来可以漫不经心、毫无顾忌，只要让自己和参与者高兴就行。政绩是指官员任职一方的成绩，它是由经济发展水平和社会进步程度来衡量的，是一种严肃得不能再严肃的事情。然而，现在某些官员偏偏有一种本事，让政绩游戏化。

最近的《半月谈》刊登记者专稿说，邱县是河北南部的一个平原小县，不靠山、不临水、信息闭塞、资源乏缺，20万人口中就有19万是农民，是传统农业占主导地位的经济弱县。然而，在2003年新一届县委书记白清长到来之前，无论经济发展的真实情况如何，邱县各项经济指标都是“高增长”，“小康县”的帽子一戴就是二十年。如果不是白清长等人自曝家丑，2003年度年终考核如实上报各项经济发展数字（这样一来，GDP从上年度增长16%，变成了只增长1.5%），这种游戏不知要玩多久。

GDP造假只是游戏型政绩的一种，游戏型政绩的兄弟姐妹多得是：为了表示自己绿化的政绩，可以把一片山头漆得绿油油；为了标榜自己在养殖业上的成绩，敢强令下级把各家各户的猪羊集中到一块；想表示城市建设成就，只有五万人口却有“魄力”建可以容纳六万人的广场；希望展示自己旅游方面的作为，在客源严重不足的情况下，竟然下令在全市建设二十家五星级宾馆……说这些把政绩当游戏的人不知道自己行为的危害，绝对不是真实，他们只是在一种潜规则的作用下欲罢不能。

任何一种病症都有其特定的“临床表现”，游戏型政绩也不例外，概括起来，它的“临床表现”主要有三种：

一是弄虚作假。有的人本来就是靠吹吹拍拍、拉拉扯扯谋了个位子，有了位子但没有能力干位子所要求的事，或者虽然能够干点事，却没有那份耐心，只想一步登天，于是，做假也就成了他们通常的政绩表达模式。

二是贪大喜功。一个农村组织也好，一座城市也罢，它的发展自有其内在的规律，只能渐进，不可能突变。为了使上级对自己有个好印象，打通职务上升的关节，某些官员热衷于制造所谓的“形象工程”，大广场、大机场、高级宾馆都是这种病症的产物。

三是割肉补疮。政绩需要经济实力作后盾，做出真政绩需要钱，比如发展经济，先要修好道路；认真办教育，得改善学校条件；出假政绩更要花钱，建一座大而无当的机场、高尔夫球场，需要征地拆迁、建造地面设施，里里外外一算，几亿、十亿、几十亿打了水漂。然而，中国多数地方并不富裕，常规开支就是一个非常庞大的数字，怎么办？一是该拨的行政事业经费不拨，该发的工资不发；二是乱收费，随心所欲让老百姓为政府“买单”；三是大量向银行或境外财团借款，把现实的危险转嫁给未来。

一个社会无疑需要政绩，官员没有政绩，就等于医生治不好病，老师教不好学生，是一种不称职的行为，但官员的政绩必须建立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上，应该以社会的高度发展和公民的充分富裕为旨归，而游戏型政绩只会妨碍社会的进步，破坏国家的稳定。要制约游戏型政绩，办法是多元的，但最根本的还是要解决一个监督主体的问题，即由谁来监督官员，如果老是靠上级的火眼金睛，游戏型政绩就难以杜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