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和谐社会”必须支付“和谐成本”，这点勿庸置疑。何谓“和谐成本”？时下，尚没有一个科学、全面、权威的界定。很多人讲“和谐成本”，都喜欢围绕某个或某些具体问题展开，就事论事，涉及诸如在解决农民工欠薪、农产品补贴、弱势群体扶助、公共产品提供之类的问题上，政府该出多少钱，企业该出多少钱，什么政策该制定，什么政策该废除，等等。

在这里，人们似乎只考虑了技术层面上的“和谐成本”，却忽视了道德层面上的“和谐成本”——社会关爱。本质上，社会就好比一个动态平衡的系统，它包含三大要素：社会产品、社会制度和社会关爱。在这个系统里，社会产品如同发动机，是能量之源；社会制度如同方向盘，是秩序之源；社会关爱如同润滑剂，是平衡之源，三者缺一不可。作为“和谐成本”的社会关爱，没有外在的物质形式，它是一种关心人，爱护人的心态，一种在人与人之间交往时表现出来的“一枝一叶总关情”的情怀，往往通过一些细节体现出来。没有关爱的社会，就如同一台生锈的机器，给人一种冷冰冰，硬梆梆，到处“卡壳”的感觉，毫无和谐可言。

在今年5月份召开的北京《财富》论坛上，成思危副委员长提出一个“财富三次分配论”的观点。他认为，要缩小财富差距，协调社会矛盾，关键在于财富的分配，而较为科学的财富分配方式应为三次，初次分配讲效率，二次分配讲公平，三次分配讲社会责任，做好这三次分配，不愁和谐社会构建不了。如何才能做到效率、公平和社会责任兼顾？现在看来，在全社会树立起“社会关爱”为核心的价值体系十分重要。

对于政府，这种“社会关爱”表现为随时随地都要能洞察出群众的所想所思，体贴出群众的喜怒哀乐，把人本主义、人文关怀倾注于制定政策、依法执政的全过程之中。时下，各地政府都为构建和谐社会出台不少“惠民”政策，也投入了大量的财力、人力和物力，力求确保每个公民都“享有法定的权利、合理的收益、均等的机会和司法的正义”。但是，结果显示，“社会关爱”付出的还远远不够。例如，某市政府花了7500万元，圈地46亩，为农民工盖了13栋现代化公寓。这个预计能为城内4000多名农民工提供廉租房的“民心工程”，却由于在设计时缺乏对农民工足够的“社会关爱”，忽视了入住者的隐私权、生理需要、经济承受能力等诸多细节，而成为一个无人问津的“花架子”。又如，很多地方虽然制定了保护弱势群体的相关政策法规，但是，由于不少执法者对弱势群体缺乏足够的关爱，执行力明显不够，致使“王斌余们”、“阿星们”的悲剧一再发生。除了政府，作为社会的一份子，每个公民也都有义务为社会和谐付出“社会关爱”。遗憾的是，不少人，特别是一些利益主体，还意识不到这一点。例如，农民工群体在公共资源的分配上基本处于被忽略状态，虽然法律规定企业必须为农民工群体支付社保成本，但是大部分企业主都拒不执行或者敷衍了事。据有关部门统计，目前全国有2.5亿民工，拥有养老保险的还不到3000万，仅占10%左右。一些丧失良知的企业主还公然违反《劳动法》，强迫工人严重超时加班，恶意拖欠工资，甚至雇用不满16岁的童工， 像深圳万恒电子技术有限公司竟然在1个月内迫使116名工人人均超时工作123.44个小时，其行径令人发指。（《第一财经报》，9月23日）环顾四周，我们发现，由于缺乏“社会关爱”，冷漠、歧视、妒忌在人与人之间树起重重隔阂，尤其是一些弱势群体，因为被主流社会所忽略，也没有利益诉求的平台和代表，越来越失语于社会，仇恨正慢慢衍生。

可喜的是，不少地方开始大力推进社会公德建设，培育关爱精神，希望在全社会形成和睦相助、友爱向善、谅解宽容的人文环境。在浙江温州，“新温州人”——一个新称谓开始取代过去“打工仔”、“打工妹”等传统叫法。这个悄然而变的细节是否预示着“社会关爱”的理念正在深入人心？我们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