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中央党校社科部教授靳薇

靳薇,云南人。中央党校科社部教授。从事民族学、民族理论与政策、公共政策研究。主持编写《艾滋病防治政策干部读本》。兼任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特聘专家，中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特聘专家，中国性病艾滋病防治协会理事，中山大学中国族群研究中心研究员，协和医科大学特聘博士生导师。

自2001年以来，在中央党校开展艾滋病防治政策宣讲项目，对在校学习的地厅级领导干部进行相关政策倡导。在国家机关、省级党校进行相关公共政策宣讲。先后主持国家社科基金、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福特基金会、中英性病艾滋病项目办公室、国务院防治艾滋病工作委员会、卫生部的“决策者与艾滋病防治”等项目，发表数十万字相关论文和专著。2005年获得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颁发的“防治艾滋病杰出贡献奖”。

记者：你好，靳薇教授。你获得了联合国颁发的“防治艾滋病杰出贡献奖”，在此向你表示祝贺。我想问的第一个问题是，你的专业是社会学，为什么会选择与艾滋病有关的研究和工作？

靳薇：1985年中国发现第一例艾滋病患者。九十年代起，艾滋病在中国迅速蔓延，形势十分严峻。早期主要是医务工作者和公共卫生工作者进行疾病的防治工作，但疫情仍没有得到控制。我接触这个问题缘于参加2001年的“社会科学与艾滋病防治”研讨会，会上专家披露的艾滋病的流行趋势及所造成的灾难性后果令人震惊。世界各国防治的成功经验表明，艾滋病与其它传染性疾病不同，与行为相关，与具体国家及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法律、道德等相关，是一个重大的社会发展问题。仅仅靠医疗系统和医务工作者不可能解决艾滋病蔓延的问题，需要社会科学家、政治学家、经济学家、法律专家及社会各界的参与。我觉得作为一个研究社会问题的理论工作者，面对艾滋病这种威胁到人类生存和发展的重大社会问题，必须有所关注，必须发出自己的声音，这是我们的责任。

记者：由于你们的工作，艾滋病问题和相关政策被纳入中央党校的视野，纳入中央党校的教学工作。但是，好像艾滋病与党校的研究和教学距离很远，大概不少人都会对此疑惑。

靳薇：为什么在党校开展艾滋病防治政策倡导？这几年不少人问过我这个问题。毛泽东说过：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中国是一个强势政府的国家，要解决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问题要靠中国共产党，要靠政府！在中国遏制艾滋的蔓延也只能靠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党委和政府是什么？就是各级各层的领导干部。中国面临艾滋危机，亟需让各级领导干部知晓，要进行有效的政治动员。“非典”危机能逆转，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官员问责制。但艾滋是一种长波疾病，它的严重影响一开始不明显，是逐渐形成、到来的。不可能用一蹴而就的方式解决。我们有责任让全社会首先是领导干部了解面临的危机，知晓问题的严重性。

记者：你们是怎样开始的？对领导干部怎样讲艾滋病防治？

靳薇：当时我考虑能否以自己所受到的学科训练、工作范围做一些工作。党校是干部培训的基地。我们的教学有一个特点是讲授加研讨，结合现实问题阐述理论，并通过讨论，产生互动，教学相长。因此，我们将工作方法定位为培训加研讨，内容是艾滋病防治政策，对象是在中央党校学习的领导干部。与对社会大众的宣传不同，我们在中央党校不是单纯地讲艾滋病这个疾病本身，而是从社会政策、社会问题的角度切入，目的在于引起领导干部对这一严重问题的关注，提高对包括公共卫生等社会危机的处置能力。

1998年，国务院即颁发了《中国预防与控制艾滋病中长期规划》。2003年以来，中央政府的重视力度越来越大，但是强有力的政策在多重机构设置传递中耗损，信息不能有效地到达。中央政府防治艾滋病的工作原则为：政府主导、多部门合作、全社会参与。防治艾滋病、遏制其蔓延，没有政府的主导根本不可能实现。这个首要环节不解决，多部门合作实现不了，全社会动员更是空话。艾滋病是对全人类的挑战，每个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道德、法律体系都要面对这个疾病作出回应。比如媒体，由于市场化、考虑利润等原因不愿意介入，不关注社会公益。房产广告和有关艾滋的广告登在一起，房产广告主肯定不高兴。我接触到的媒体能自发地担当责任做宣传的有几家，如学习时报，东方瞭望周刊，南方周末等。因此政府需要动用看得见的手强化宣传，强化媒体的作用。

目前干部考核的指标有三个：GDP、社会稳定、人口控制，哪一项达不到，都会一票否决。这是领导干部工作中的头等大事，压力是不言而喻的。防艾文件是有的，但是看不见是可能的。媒体上的相关信息也有，而领导干部面临文山会海，考核指标压力，政策文本和媒体消息对他们可能没产生任何作用，是无效信息。种种因素导致，我们的领导干部对艾滋病的相关知识了解不够，对其产生的灾难后果的严重性认识不够，对中央关于防治艾滋病的政策措施掌握不够。我在中央党校做的政策倡导工作，就是疏通信息传递的渠道，让我们的领导干部知晓：艾滋这个问题很严重，防艾这件事情很重要。

在党校，可以使防治艾滋病的知识、政策成为有效信息，有效地到达受众。我们科社部从2001年开始在中央党校的部分学员中作防艾政策的倡导。通过问卷调查，完全可以证明这一点。我们设计了前测和后测，前测（基线调查）是在培训前进行，以了解受众的基本观点态度；后测（跟踪调查）是在培训研讨活动后进行，以检测是否对受众产生了影响。

记者：同一张问卷？

靳薇：对，前测和后测是同一张问卷。问卷分析的结果表明，我们的政策倡导产生了作用：提高了艾滋病相关知识的认知率，部分人改变了观念和态度，对政策选择将产生一定的影响。

记者：你曾说过在党校进行防艾政策的倡导是最有效的，为何这么肯定？

靳薇：因为党校是党的最高学府，教师的授课和教学活动具有相当的权威性。中央党校本身就具备了一种话语的“势能”。领导干部到党校是进入了一个学习的环境，一个接收信息“场”，在这里可以脱离繁杂的工作专注于学习，尽管时间很短，但政策信息能有效到达，可以起到强有力的动员作用。党校进行的宣传和倡导是最有效的，投入很低，社会效益最大。我总结了两句话：防艾政策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党校是防艾政策倡导、教育干部最好最有效的平台。很多领导干部学员一开始不太愿意参与我们的报告会和研讨，认为艾滋病很遥远，与自己的工作无关。但一旦介入之后，纷纷表示：这个活动搞得非常好！很有必要。是在中央党校得到的意外收获。

记者：工作的切入点是什么，如何具体操作？

靳薇：胡锦涛总书记指出：“艾滋病防治是关系到我中华民族素质和国家兴亡的大事，各级党政领导需要提高认识，动员全社会，从教育入手，立足预防，坚决遏制其蔓延势头。”艾滋病不仅是一个公共卫生问题，而且影响社会发展，影响民族素质国家安全，是一个战略问题。我们在中央党校讲艾滋病问题重点放在决策者、战略与政策选择这个特殊的角度。中高级领导干部在中国艾滋病战争中的身份很特殊，他们既是中央政策的执行者又是地方政策的制定者，还是人财物资源的掌握配置者。中央政府的防艾政策能否落实，关键在各级领导干部，这是我们中国的国情。党校这个系统在防治艾滋病上所能发挥的政策倡导的作用是独一无二的。以前说中央党校的教学和科研可以影响决策者，通过搞防艾政策的倡导活动证实了这一点。

目前在中央党校的防艾政策倡导活动有两部分：其一已进入党校正式的教学计划，如讲座和报告；其二作为课题在进行，内容主要有三项：报告会，请专家作“我们面对艾滋——形势与政策”报告，介绍艾滋病传播渠道、它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我国政府的防治政策，国外成功的经验；然后进行讨论，内容为“决策者与艾滋病防治”，研讨是党校常用的学习方法，参与者和老师能实现很好的互动，充分议论政策执行中的问题与难点；另外就是前面提到的问卷调查。

记者：你们从2001年开始在中央党校进行防艾政策的宣讲倡导，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你们的工作目前有哪些进展？下一步的计划是什么？

靳薇：2001年到现在，我们在中央党校进修部、培训部已经做了六次培训，参与者近3000余人。2004年我们开设的“公共卫生与社会危机”讲座被纳入教务部课程，安排在周一晚上的选听讲座（后为电视讲座）。艾滋病问题的专题报告这个学期将进入星期五下午的全校大报告。我们组织编写出版了两本教材，《艾滋病防治政策干部读本》2003年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这是国内第一本由医疗卫生和人类学社会学的专家学者共同编写的相关读物；在此基础上2004年在美国出版了《中国面对艾滋——战略与决策》，用于赠送美国的各大图书馆、国际机构，一部分送给国内大学图书馆、相关研究者、领导干部。

随着工作的开展，我们更明确地意识到党校在防艾政策倡导中独一无二的作用。但仅是中央党校做这项工作还不够，应该通过省级—地市级—县级党校，在各级领导干部中开展防艾政策倡导。2003年后一直在做准备。今年6—7月份，科社部举办“科学社会主义与当代现实问题省级党校师资班”，由于得到科社部领导的鼎力支持，我们在其中增加了十个单元关于艾滋病防治的内容，包括八次讲课两次参观，几乎占整个课程的一半。以这个师资班的成员为骨干，我们计划在全国二十余所省（市）级党校开展防艾政策的倡导活动。

我们得到国务院艾滋病工作委员会、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福特基金会、世界银行对活动经费的支持，目前项目已进入实施阶段，进展很顺利。从9月份开始，河南、河北、广东、云南、安徽、新疆、甘肃、广西省（自治区）8所省级党校已经进行了项目活动。活动内容主要有：请国家级专家作题为“世界面临艾滋挑战”的报告，进行“决策者与艾滋病防治”研讨，作基线和跟踪问卷调查。今年内将有16所省（市）级党校在中央党校项目组的指导下开展防艾政策的宣讲倡导，明年上半年开展活动的还有近十所。每所省级党校参与此项活动的地厅级、县处级学员为300—500人。想想看，这个活动能影响多少重要的领导干部！未来将证明，我们的工作对中国打赢艾滋战争是十分必要的。

记者：做这项工作不太容易吧？即使到今天也有不少人不理解这个问题的重要性。你有什么感受和体会？

靳薇：是的。非常重要也非常不易。这个工作对自己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但是值得去做。因为第一，宣传教育对遏制艾滋病蔓延很重要；第二，在党校作防艾政策的倡导很重要。开始时阻力很大，很多人不接受，即使现在也有人不理解。艾滋病是污名化疾病，做防治艾滋的工作也会被污名化，会造成压力。由于各种因素的制约每前进一步都很艰难。这些是做此项工作的人必须承受的。当然了，随着艾滋病问题的严重性凸显，随着大的政策环境的改善，人们的认识已经慢慢在变化。

记者：在党校系统，你是第一个获得联合国机构嘉奖的。请你谈谈获奖的感受。

靳薇：虽然站在那里领奖的是我，但奖励的不是我个人。联合国这个奖是对中央党校工作的肯定和鼓励。中央党校是高度制度化组织化的机构，任何教学活动和工作都必须按程序进行。有校领导和我们科社部领导的支持，有教务部、进修部、培训部、信息管理部、行政财务管理局、后勤服务中心等相关部门的配合，我们才能进行防艾政策的宣传倡导。我个人所做的工作很有限。联合国副秘书长、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执行主任彼得·皮奥特先生这次在中国给卫生部长高强、云南省长徐荣凯等人也颁了奖。获奖者中，既不是政府高级官员也不是卫生部门领导的人有两个：濮存昕和我，这也说明宣传教育在防艾工作中十分重要。能获奖很高兴，这是对我们所做工作的一种肯定。

记者：我看到今年中国民族学类核心期刊《广西民族学院学报》第二期，上面有你作为主持人的“医学人类学”栏目，人类学者们从多视角探讨研究中国艾滋病问题。那么，你除了在党校做防艾政策的宣讲倡导，还做了哪些相关的工作？

靳薇：我是研究者，要用数据和事实说话，要有自己的研究才有“话语权”。2002年开始，我一直在收集资料和信息，做相关研究。比如，进行问卷调查并作分析，剖折研讨会记录，写出研究报告；到河南、云南、安徽、山东的艾滋病高发区做实地调查，收集第一手资料用于教学和研究。近年在专业期刊和报刊上陆续发表了一些研究成果：《领导干部看艾滋病——知识观念及决策行为》、《无知与歧视阻碍中国抗击艾滋》、《人类学关注艾滋病》、《女性艾滋病的社会学分析》等。另外还做了一些宣讲工作，先后在国家民政部、公安部、云南省政府、昆明市政府、青岛市政府、云南曲靖市政府、甘肃省政府、中英项目办、救助儿童会等组织的培训班上对各级领导干部做防艾政策宣讲。

中国汉语的字词很有意思。你注意过“危机”这个词吗？当危险来临时，就蕴藏着机会，逆转危险的机会，学科发展的机会，个人为社会做贡献的机会，都在其中。当然，面对危险和挑战，我们要更加努力地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