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健康就是指公众的健康，亦可以称之为人口的健康。公共健康伦理便是关于公共健康的伦理学研究，它旨在研究与公共健康相关的所有伦理问题以及解决这些问题所应奉行的伦理原则和道德规范。“公共健康属于伦理领域是因为它不仅关系到对于社会中疾病出现的解释，也关系到这一状况的改善。除了工具目的之外，公共健康也涉及到整体性的目标，表达了全体人民精诚团结面对死亡和疾病的承诺。”
公共健康伦理的使命
公共健康伦理的主要使命是为促进公众健康、预防疾病、减少风险和伤害提供伦理支持。为公共健康提供伦理价值观指导。具体说来，公共健康伦理的使命有如下五个方面。
为公共健康提供伦理价值观指导。健康是公民的基本权利，也是一种人权。美国学者乔纳森·麦恩看到，伦理学与人权具有一系列相似的核心价值，社会对于公共健康的承诺就是在保护人权。“公共健康官员当前有两项基本职责——保护和促进公共健康及其人权。”在任何社会和文化背景下，不仅公共健康目标能否实现是社会公正的重要标志，而且公共健康资源的分配也始终是社会伦理价值观的反映，“在这个世界上，大部分人的健康并不那么依赖于获得医疗保健服务，而是更依赖于有成效的农业生产和分配的公正、确保‘国内的安定’，以及更宽泛基础之上的自然与人工环境的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有什么样的伦理价值观，就有什么样的公共健康状况。
为公共健康制度和政策提供伦理依据。伦理学是一个社会公共健康体制建立和政策制定的基础。通常说来，从一个社会是否关注健康和公共健康具体到它的每一项相关的决定，都包含着各种伦理价值的选择与冲突。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所有的公共健康制度和政策都应以“公众的健康”为目标，照顾到社会最边缘人群和弱势群体的需要。政府应当在创造减少人口患病率和死亡率的基础社会条件方面发挥重要的作用，这既是政府的职责所在，也是以人为本执政理念的具体化。
为解决公共健康领域的利益冲突提供伦理途径。毫无疑问，在公共健康领域，存在各种各样的利益冲突，国家对于公共健康政策的运用会带来许多伦理问题，例如：限制政府使用强制手段问题，以及行使这一权力时应当平等地对待所有公民的责任问题等；又如，公共健康干预势必受到科学本身所具有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的影响，当从生物学、流行病学和临床科学中总结数据的方法被用于疾病原因的解释和预防有效性的证据时，并不必然保证能够带来利益，这就需要以公共健康伦理来开展宣传和教育，让公众和政府一道承担风险和利益。同时，许多疾病，特别是如同SARS和艾滋病一类的传染性疾病对现有的伦理道德关系产生冲击，需要有伦理原则来规范和帮助人们做出正确的道德选择。此外，公共健康研究题目的选择，公共健康资金向哪里投放，以及如何投放等都需要有伦理论证。许多公共健康伦理领域的利益冲突都需要伦理途径来协调和解决。
为政府、公共健康机构以及从业人员确立伦理规范。为了促进公共健康事业的发展，无论对于社会、政府还是公共健康机构以及从业人员都需要一套必须奉行的伦理规范。公共健康伦理首先应当探讨下列问题：政府部门在公共健康发展中应履行的道德责任是什么？如何从伦理角度论证和分析社会对于公共健康的投入问题？病后盈利性治疗与病前非盈利性预防之间的道德责任有何差异？最基础的公共健康设施应当如何建立？最有效的、最可行的公共健康政策是什么？如何使公共健康服务普及到每一个公民？此外，公共健康机构和从业人员也应奉行一系列职业道德规范，例如在公共健康突发事件处理时，有义务为决策者和公众提供诚实的信息，与公众和科学家一道识别、理解和评估各种突发事件对于公共健康的威胁，以及风险和利益。同时，公共健康从业人士应有一种特殊的道德能力，懂得在公共健康突发危机中如何灵活地应用一般道德原则，懂得在关键时刻如何宣传和教育公众，指挥社会把损失降到最低限度，迅速地度过难关。这种道德能力并不是一朝一夕培养起来的，需要以公共健康伦理规范来进行长期的职业训练。
为公民进行公共健康领域的道德教育。公共健康关系到人与人之间，以及人与自然之间的伦理关系。从全社会的角度来说，疾病和健康正在作为一种媒介不仅把人们紧密地联系起来，而且也使人们之间的伦理关系时刻都在发生变化。流行病的消除从根本上说并不是靠发明相应的疫苗和药物，而是靠源头的切断。疾病，如流行病关系到基本的公共利益问题，包含着个人与公众权利之间的冲突，一个人因患传染病而被隔离或许违背了他的意愿和权利，在这种情况下，就需要以伦理道德来平衡个人的基本宪法权利与公共利益之间的冲突。在这些方面，社会必须承担起对于公民的道德教育任务。不仅教育公民培养健康的生活方式，也要教育公民通过预防疾病的传播和蔓延把公共健康的风险减少到最低程度，使每一个公民都能以公正和关怀之心把自己对于健康生活的选择传递给他人。
公共健康伦理的目标
公共健康伦理的根本目标与公共健康的目标就是公众的健康。具体说来包括：增进人口健康的利益；避免、预防和消除伤害；在伤害和其他代价之间取得最佳的利益平衡，公正地分配利益和负担（分配公正），保证公众参与，包括有关各方的参与（程序公正）；尊重自主选择和行为自由；保护个人的隐私权；履行承诺和责任。
从公共健康角度来看，我国政府目前应当努力的目标是实现“初级卫生保健”和“人人享有卫生保健”。初级卫生保健的目标是世界卫生组织与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一起制定的，包括健康教育、促进适当营养、安全用水、基本环境卫生、妇幼卫生保健（包括计划生育）、免疫规划、地方病的预防与治疗、常见病和伤害的治疗以及基本药物供应。1986年，我国政府也明确表示了对于“2000年人人享有卫生保健”全球战略目标的承诺。然而，从我国目前的状况来看，这两个目标远远没有得到实现。其主要原因在于：公共健康体系不健全、卫生保健资源有限，难以控制疾病的滋生和蔓延。同时，我国应对突发公共健康事件机制不健全，不仅重大疫情监测报告网络不完善，而且在应急救治能力方面也有明显的缺陷。最为关键的是，我国卫生资源不仅总体投入不足，而且在配置方面也严重地缺乏公正性。2000年，世界卫生组织对191个会员国卫生系统的公平性进行评估，我国被排在188位。卫生资源分配公正的问题主要体现在城乡之间差距过大。基于我国公共健康现状，目前公共健康伦理也应当以追求消除贫困和促进社会公正，尤其是卫生保健资源分配公正为现实目标。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在《人类发展报告》和《贫困报告》中指出，人类贫困指的是缺少人类发展最基本的机会和选择——长寿、健康、体面的生活、自由、社会地位，自尊和他人的尊重。消除贫困不仅仅是增加收入，改善教育和卫生条件在消除贫困中也拥有重要的意义。因而，公共健康伦理也应从理论、制度、政策和宣传教育等层面进行深入研究，探讨以什么样的伦理理论为基础和依据来实现这一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