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年代末，当斯大林战胜各种反对派确立并巩固自己的领袖地位后，全国城乡普遍开展“向资本主义全线进攻”的运动，意识形态领域对各种所谓“反马克思主义”的批判也日甚一日。历史学作为人文社会科学的重要领域，很快受到严重的冲击。波克罗夫斯基虽已去世，仍被扣上“反马克思主义”、“反列宁主义”的帽子挨批。从此，史学的研究领域长期被禁锢，丧失了创造性和科学性。

其一，扼杀史学领域的独立探索和平等讨论。

1930年第6期《无产阶级革命》杂志发表历史学家斯卢茨基一篇题为《布尔什维克论战前危机时期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的论文，文中评析列宁与德国社会民主党左派的某些分歧，认为列宁对考茨基中派主义的危险性“存在着某种程度的估计不足”。对领袖人物历史上功过是非的评价和议论，本应属于史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在20年代也不罕见。可是，斯大林亲自给该杂志编辑部写信，给作者扣上“反党”、“托洛茨基的伪造者”的帽子，认为该杂志刊登这篇文章，“犯了腐朽的自由主义”的错误。结果，《无产阶级革命》杂志被勒令停刊一年，编辑部被改组；并开始对全国所有已出版和准备出版的史学著作进行审查。论文作者斯卢茨基被开除党籍和公职。

斯卢茨基事件的影响十分巨大和恶劣。首先，由党的最高领袖直接出面批判一个普通学者，并且将学术问题上纲上线，上升为政治问题加以扼杀，使学术研究完全屈从于政治需要，可以任意编造和篡改。其次，学者因发表学术论文受到批判，还受到十分严厉的处分，极大地挫伤了学者的独立思考和科学探索精神，使人文社会科学在苏联变成纯粹的官方意识形态的代言人。由史学界掀起的这场批判运动，很快波及其他学术领域，造成整个学术界“万马齐喑”的局面。

其二，直接干预历史教科书的编写，对重大历史事件“统一口径”。

从政治需要出发，斯大林直接为历史教科书的编写划框定调。1934年8月，由斯大林、基洛夫、日丹诺夫三位党的领导人联名对“苏联史”、“近代史”教科书纲要提出“意见书”，强调历史教科书要讲述“执政的苏联共产党内的派别斗争”和“对托洛茨基主义，即对小资产阶级反革命的表现的斗争”；将十月革命意义界定为“人类历史上开辟了新纪元”，并将世界近代史以巴黎公社、十月革命为界划分为三个阶段；并规定不能容许把1789年法国革命简单地称为“大革命”，而应称为“资产阶级革命”；不能容许把1917年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简单地称为“十月革命”，而应称为“社会主义革命”、“苏维埃革命”等等。

其三，学术上“定于一尊”和“大一统”现象的形成。

在对学术界“纷乱”的思想进行整肃之后，必须要有一个权威的并且较为完整和系统的著述来统一人们的思想，禁锢学者的头脑。在个人崇拜盛行的条件下，要树立党的领袖的绝对权威，使之成为“真理的化身”。在“神化”一两个领袖人物的同时，把所有的反对派领袖人物如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等竭力“鬼化”，抹杀他们的任何历史功绩，甚至不允许对他们进行严肃的研究，这是30年代苏联史学界乃至整个学术界的显著特征。

斯大林“亲自”关心历史教科书的编写，相继发表许多“重要意见”。他强调党史要把重点放在同党内各种派别和集团的反布尔什维主义倾向进行斗争上。突出这一“重点”，就是要把党的历史归结为“派别斗争”和“路线斗争”的历史。为此，斯大林又一次强调要运用恩格斯1882年给伯恩施坦信中的思想，说明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不可避免性。斯大林说：“如果不作这样的说明，联共（布）历史上各种流派的斗争就会被看作是不可理解的纠纷，而布尔什维克就会被看作是一些不可救药的好闹纠纷和好打架的人。”斯大林还亲自开列了《联共（布）党史》的编写提纲。1938年斯大林亲自主持审定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出版，这本被誉为“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的百科全书”，实际上是一本钦定的党史教科书。此书一出版，联共（布）中央和共产国际执委会立即发出通知，要求联共（布）全体党员和各国共产党人都要认真学习，并将书中的口径作为理解苏共党史和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唯一范本。

这本在内容上充满谬误、但在叙述上通俗易懂的《教程》，在当时苏共党内个人崇拜气氛弥漫，“大清洗”又造成国内政治生活极度扭曲的环境下，很快就成为共产党员、大专院校的学生、党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必须阅读的一本书。

《教程》的出版对共产国际各国党也产生重大的影响。在不长的时间内，《教程》就被译成31个国家的文字，在世界各国发行共约4.7亿册，这在政治书籍出版史上也是罕见的。

《教程》流传之广，影响之大，是其他著作无法比拟的。从史学研究的角度看，它实际上是一本以历史著作面目出现的政治理论读物。本来，任何一种科学著作都应是严谨的、实事求是的。可是，在苏联，科学却必须“服从政治需要”；而所谓“政治需要”，就是听命于个别领导人的旨意。为此，可以任意掩盖、歪曲事实真相，可以把领导人的意志作为党的意志、阶级的意志、人民的意志强加给全社会；稍有不同的意见和声音，就加以压制和制裁。《教程》就成了制造“舆论一律”、统一人们思想的范本，也就成了禁锢人们头脑、不准学者进行独立的科学检索和研究的工具。《教程》在史学领域乃至整个学术界开了一个恶劣的先例。

30年代中期，尤其是《教程》出版之后，随着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形成，思想文化领域也完全被控制起来，党内党外，思想界、学术界，都只能有一个声音，形成表面上“大一统”的局面，头脑禁锢，思想僵化，万马齐喑，学术领域完全被教条主义所窒息。

苏联每年都将数量可观的“不需要的”以及“危险的”档案材料销毁。据统计，1945年、1950年、1955年、1957年和1959年，苏联各档案机构分别销毁档案870万件、3070万件、6810万件、8710万件和8780万件。60-70年代，又销毁档案2500万件。截止苏联解体前夕，俄罗斯联邦各大档案馆所剩档案总数仅为9000万件，苏共档案馆所存档案总数不足8000万件。

（2005年5月《上海行政学院学报》周尚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