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的政权形象，引人注目者有二，一是清廉，二为民主。

共产党人要在敌后的农村站住脚，首先就是要建设基层政权。除了根据地创建初期由军队建立的准政权之外，重建基层政权的共产党人并没有简单地自上而下的恢复旧政权，将之换上自己人，必须进行实质性的改变，才能适应抗战的需要。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凡是国民党政权加委的基层政权负责人，不是地方豪绅就是借此捞取好处的人，一般都有相当程度的贪污行为，尤其是在赋税的负担上面，绝大多数乡村负责人都会按清末民初以来的“传统”，让小户多负担，自己家和大户则少承担或者不承担，只要已经具有相当实力和人望的抗日团体打出反贪污反腐化的口号，民选基层政权的活动就很容易发动起来。最大的根据地晋察冀边区早在1938年3月，就开展了民选村长运动，这个运动就是在反贪污斗争的旗帜下进行的。当时，晋察冀边区的共产党人还是以“战地总动员委员会”的名义行使权力的，打的是阎锡山的招牌，但是通过清算村账，清算不合理负担和鱼肉乡民的行为，一大批由阎锡山政府精心挑选的编村村长和村副倒了台。为此，大多数村庄都成立了清查帐簿委员会，而党组织起来的农会在其中起了主导的作用。甚至在某些旧的县政府袒护原来的村长的情况下，村政权依然在农会组织的抵制中换了人，比如五寨县的县长将两个被农会驱逐的有贪污劣迹的村长对换，但两村的农会却能够“使两个村子同时拒绝贪官污吏的来临”。还有些村长因为贪污严重，被农会押送到县上，即使县政府将他们放了，可是却再没有了回村任职的可能。更普遍的是农民的请愿运动，成千的农民涌到县政府，非逼迫县政府实行民选撤换旧村长不可，在没有军队撑腰的情况下，即使是阎锡山的县政府，也只能顺应农民的要求。据统计，在1938年，晋察冀边区有8000多个村庄进行了民选村长的运动，参选公民占40—50%，冀中边区有3128个村庄进行了选举和改选，占所属村庄总数的68%。

由新四军李先念部控制的鄂豫边根据地也是这样，先由抗日团体出面发动，组织宣传队到各地宣传鼓动，甚至还演出“改选贪污保长的戏剧，内容就是保甲长贪污压迫老实人”。在对旧政权贪污行为的清算中，重点逐渐从反对行政过程中的贪污行为，过渡到他们借政权欺压良善（老实人），不合理负担这种“传统”上，这种反对乡村不公的诉求，理所当然地会得到更多农民的响应。

打破农民的政治冷漠，

花大力气组织动员基层选举

在抗战期间，敌后根据地所面临的局面非常严峻，随着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侵华日军对敌后根据地和游击战的重视，根据地的基层政权承受了越来越大的压力，由于日军比当年围剿红区的国民党军队更强，装备更好，而且手段更毒辣和无所顾忌，所以，中共对根据地民众的组织力和积极性依赖更多，换言之，共产党人只有动员起一场军民合一，具有充分的民众创造性和积极性的战争，才足以应付现代化程度比自己高得多，又具有超强组织力和凶残本性的日军。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在1939年1月关于村选举的指示信中说，“村政权之脆弱无力，不足以适应战斗环境担当战斗任务，在（民国）二十七年最末一次粉碎敌人围攻中，暴露的最为明显。”事实上，当日军进行大规模扫荡之时，大部分乡村政权都垮了。

在这里，最令共产党人头痛的是农民对政治的冷漠，因为不打破这种冷漠，就无法应付严酷的战争。可是农民这种冷漠，却不是简单地靠政治宣传和民族主义情绪的鼓动所能打破的，甚至在边区第二次民选活动之后，一些地方的“老百姓对于‘村干部’的印象是；‘从前那一批人得势，今天是这一批人得势’。”他们依旧宛然台下政治的看客，冷漠地看着你方唱罢我登场，对他们来说，无论谁当政，他们只有麻木地服从，这种状况，显然与动员全民抗战的目标相距甚远。要想将一向远离政治的农民拉到抗日阵营里来，使支援和参加抗战成为他们的自觉行动，仅仅靠民族主义的宣传显然是远远不够的。比如平西山区的野三坡地区，长期与世隔绝，农民还穿着明朝时代的服饰，“不知有汉无论魏晋”，到八路军进去的时候，还不知道天下已经是民国了，象这样的地方，任你说破嘴皮，恐怕也难以激发农民对日本侵略者起码的感性认识。事实上，共产党和八路军是首先最大限度的取得了农民的信任，抗日根据地政权变成了农民自己的当家人。这其中，政权建设是非常关键的因素。至少，乡村基层政权要取得农民的信任，没有衙门气，让老百姓有亲切感，能最大限度地代表大多数农民说话，而不是只为穷苦农民或者富人说话。它须是乡民日常纠纷的仲裁人，拥有一碗水端平的公正性，即使只做到这一点，仅仅靠自上而下的恩赐也是办不到的，必须有上下两个方面的积极性。首要的一点，就是能让最普通的农民可以对直接管自己的权力机构说三道四，因此，在农村实现真正的普选，设立代表面最大的民意机构，是根据地政权建设的应有之义。

为此，抗日根据地多次组织进行基层选举，每次都花很大的力气组织动员，有的地方，还专门成立了选举委员会，成立选举训练班，针对选举的技术问题专门进行培训，编出了《选村长》这样的戏剧到处演出，形象地告诉农民选上自己合意的人会带来什么好处。为了宣传选举，各个边区都印行了大量的小报和宣传品，仅晋察冀边区就出了各种报刊100余种，有些报刊专门就是为了选举而存在的，象阜平的《大家选》，曲阳的《民选》，定县的《民主洪流》等等，另外还有成千个村剧团、宣传队和歌咏队走村窜街地进行宣传。各个根据地都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颁布了详尽的选举法规，为了让农民更方便地选举，有的根据地还对原有的村制进行了调整，晋察冀边区就调整了阎锡山的编村和闾邻制度，在不取消编村和闾邻名义的情况下，数村合一的大编村被取消，代之以完全的自然村格局，闾的形式虽然还在，可内容被一个个以居住地为标准的公民小组替代了。边区、县、区、乡或村都设有民意机关，区代表会由各村按比例选出代表组成，县和边区参议会则由下一级区域选出的代表组成，各级民意机构没有隶属关系。在乡村这一级，除了以前的村民（或乡民）大会外，设立了村民代表会，作为村民大会的常设机构，村民代表会由村长和各个公民小组选出的代表组成，平时有权过问村里的一切事务，并监督村公所的工作，凡公民小组认为不合格的代表，小组可以随时撤换，只是村长必须由村民大会改选，过半数以上的公民小组同意，可以随时召开临时村民大会。不仅如此，在选举过程中还规定可以竞选，县和边区的参议员可以通过集会和媒体进行竞选为自己拉票，而乡村选举的候选人也会到台上表示一下自己将要做些什么。在竞选过程中，台下的老百姓尽可以对他们品头论足，说三道四，林伯渠在陕甘宁边区第一次政府工作报告里曾说，“当着候选名单公布以后，每个乡村都热烈地参加讨论，有的批评某人对革命不积极，某人曾经反对过革命，某人曾经贪污过，某人曾经是流氓，某人曾吸食鸦片等等。有的选民则公开涂掉其名字。”

他们和农民群众一起，

创造了许多世界选举史上

闻所未闻的选举办法

当然，对于选举，法规制订的工作许多政权都可以做，但认真的组织和宣传就有一定难度，事实上中国近代以来并没有哪个政权做过类似的工作，而挨家挨户地说服动员，这样细致繁难的工作就更没有人想过尝试了，而这一切，抗日根据地的共产党人都做到了。不仅如此，他们还和农民群众一起，想出了许多世界选举史上闻所未闻的选举办法，以适应识字不多和不识字的农民。据考证，根据地的投票方式有票选法、画圈法、画杠法、画点法、投豆法、烧洞法、投纸团法、背箱子和乍胳臂等。足以让西方世界大跌眼镜。投票选举法是全世界通用的选举方式，在抗日根据地，这种方式也在用，不过多用在比较上一级的选举中，而乡村选举用此法时，往往会加上一些变通措施，比如在候选人名单上编号，甚至用通行的外号代替大名写在票上。比较普遍的农村选举方式是红绿票法和豆选法。

红绿票法属于票选法的一种，具体施行是这样的，发给投票人额定的红绿票，而让候选人坐在台前，背对着投票者，每人背后一个票箱，红票意味着同意，绿票意味着反对，投票人对每个候选人只能投一种颜色的票。当场投票，当场开箱验票，红票多于绿票者当选（这种选举法带有农村寓褒贬之意，红绿票相当，此人不好不坏，如果绿票大大多于红票，那么这个人的人缘和人望都成问题了）。豆选法是根据地使用得最为普遍的一种选举法，其法以豆粒（什么豆子都可以，已经用过的有黄豆、绿豆和蚕豆不等）作为选票，每个投票人发给一定额数的豆粒，每粒表示一票。投票时让候选人坐在台前一排，背对着投票者，每人背后放一大海碗，投票人鱼贯而过，认为信得过的，就在他的碗里放下一粒豆子，豆多者当选。这种选举法在选举的隐蔽性上要差一些，尽管候选人当时看不见，但一个村的人，谁投了谁的票，一般是无法瞒得住的，但由于选举氛围比较好，主持人也比较公道，所以，因选举而报复的现象还是很罕见的。即便如此，农民投票时也有感到不好意思，怕得罪人的，投红绿票的时候将票搓成一个小小的团，紧紧捏在手里，投的时候让人看不出颜色，也有的将红票大张着，而绿票搓小或者干脆丢掉。投豆的时候，故意穿长袖子衣服，从每个碗边都划过去，让旁边的人看不清他到底投了谁的票。当然也发生过舞弊行为，有人为了当选，收买个别人口袋里装上很多豆子，投票时大把扔入碗内。这种土得掉渣的选举法当然比不得欧美发达国家的选举办法完善，执行的时候，常常会出现许多问题，但是，在当时落后闭塞农村，面对一群识字无多甚至大多数不识字的农民（包括妇女和老人），这是所能采取的最适宜的选举方式了。下面，我们将淮南边区的安乐、殿发两乡的乡级选举过程简要概括一下，也许读者能有更直观一些的感受：

第一项，由乡党支部开会组织“乡选委员会”。委员会包括原乡行政委员会、各村村长、群众团体代表和乡绅代表。第二项，由乡选委员会组织进行公民登记。村民有无公民资格，主要靠群众评议，凡有公民资格的登记在红榜上，没有的登记在白榜上，而登记在白榜上的人如果认错表示痛改前非，还可以转到红榜上来。第三项，提出候选人名单。先行由村干部和群体团体负责人进行动员，群众酝酿，然后按行政、团体以及乡绅的各片提出候选人名单，候选人比应选人数多一倍。名单提出后，张榜公布，再次交由村民讨论，讨论无疑义，则确定下来。第四项，选举代表（乡选实行的是逐级选举制，村民直选代表，然后由代表选举乡政权）。首先发公民证，村民凭公民证入场选举。代表选举实行的改良的豆选法，候选人坐在前排，每人背后放一个大碗，村民每人发额定的红芦苇数根作选票，依次放入碗中。选举前由乡选委员会讲解投票方法，注意事项，确定唱票人和监票人，然后投票，投票完毕，当场唱票，当选代表宣誓。最后一项，召开代表大会选举乡政权。代表大会的程序是：1、开会。2、乡选委员会报告。3、通过主席团。4、通过乡行政委员会（即乡政权）候选人名单。5、主席报告。6、原乡长报告任内工作。7、区长讲话。8、代表发言对乡长工作报告进行批评评议。9、来宾讲话。10、讨论提案。11、选举。

其实，那时的中国农民，尤其是根据地所在的偏僻山区的农民，并不知道什么叫做民主，冀中根据地的创始人吕正操说，他的部队某个团在开会讨论民主问题时，“一个团长的特务员说：‘团长叫我干什么，我不干什么，就是民主。’”正规八路军尚且如此，农民甚至还不如他们，但是只要切实地告诉农民选举是怎么回事，选举出他们信得过的人主政，会带给他们什么好处，农民也是会很清醒地知道利害的，自然也会乐意选举出他们所信任的人来。对于农民来说，更重要的是，通过这种“幼稚园式”的选举法选举出的新政权，的确给农民带来了许多看得见摸得着的好处。这样选出来的政权，就是不通过民意机构，农民也可以表达自己的意见，左右政权的运作，因为它没有衙门气，与农民的生活贴得最近。选举成功的地方，所有的好处和便利都会通过农村自有的渠道传开甚至放大，这样，选举不太开展的地方自然就跟着学了。在抗战时期，多少中外人士考察根据地，大多数人都认为根据地是中国最民主最清廉的地方，的确不是他们看走了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