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计量学的创始人普赖斯提出过一个衡量学科老化程度的指标——普赖斯指数，其定义为某一学科的期刊所引用的近5年发表的文献数占该学科期刊引用的文献总数的比例。据他的计算，物理学和化学文献的普赖斯指数在60—70％之间，X射线学和放射学的指数在55—60％之间，社会科学文献的在40—45％之间，植物学文献的指数在20％左右，语言学和历史学文献的指数则小于10%。也就是说，从总体上讲，自然科学的普赖斯指数要大于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说明自然科学“喜新厌旧”，热衷于引用新文献。换句话说，对于自然科学工作者来讲，文献老化得较快。这是一种很明显的学科差异。

国外有学者发现，不同学科的文献中图形的使用频率也有较大的差异。从图形页面占论文总页数的比例来看，自然科学要高于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这说明自然科学更“重相貌”。图形多，文章就显得漂亮。这位学者发现，按照图形使用频率来给学科排序，则与一些专家对学科“硬度”的主观排序几乎完全吻合，即，从硬到软的学科排序分别为：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医学、心理学、经济学、社会学，等等。这是又一种明显的学科差异。

更不用说，量化方法的采用程度，学科间差异也很大。自然科学的研究对象与社会科学及人文学科的研究对象相比，一般说要简单些，或者说对于前者，便于将复杂的事物还原为简单的事物来进行研究，因此有可能较多地采用定量研究方法。

遗憾的是，有些人把上述差异看成水平的差异。于是，为了表明自己不落伍，就拼命往定量研究上靠；不管有无必要，在文章中动辄加上所谓的模型（模式）图；只阅读与引用晚近的文献，甚至只阅读与引用网上的文献（其历史更短）。对于这种做法的弊病，有识之士早就敲响了警钟。著名的英国科学学专家Jerry Ravetz说过，还原论风格的科学很容易与短视的工程拴在一起。在经济学中尤其如此，“无法在交易中讨价还价的东西就是外部性”，“无法计量的东西，就无足轻重”。Ravitz教授指出，千万不能忘记那些也许不能计量但是更重要的东西。如果公众开始就质量问题展开辩论了，如果他们质问有谁在对公众的控制者施以控制，那么他们就是在型塑未来了，而不单单是预测未来并被动地应对“不可避免”的未来。

科技工作者当然需要跟踪学科前沿，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旧文献就过时了，因为存在着所谓“睡美人现象”，指的是长期无人引用的论文突然被大量引用, 好比睡美人终于苏醒了一样。最典型的例子是，L J Romuns发表于1986年《物理学快报》上的关于超引力的论文，到1995年才被《物理评论快报》所引用，随后出现引用高峰。

用得好，图形可大大帮助和促进读者的理解。可是，在我们这个“读图时代”，出现了大量图像丰富、内容贫乏的水书，这些水书适应的是懒人的需求，而且，懒人也终将抛弃它们。这就好比靠味精来吸引食客，肯定难以持久奏效。

伟大革命导师马克思非常赞同哲学家康德的这样一句话：“一门科学，只有当它成功地应用数学时，才算达到了完善的地步”。因此，定量研究的重要性是毋庸置疑的。可是，定量研究若成为学界的一种时尚，那就危险了。现在出现了很多伪定量研究论文，用定量研究来冒充科学性。假如我提出一个命题：人的“饱度”与摄食量呈正比。然后，我可以煞有介事地设计出“饱度”和摄食量的测量方案，并取得大量的样本，经过严格的统计检验，得出结论：该命题成立。那么，大家一定感到很可笑。可悲的是，有不少定量研究都是在做一些不言自明的论证。

科学研究人员重视最新文献，重视图形的应用，重视定量研究，并不意味着越新、图形越漂亮、量化研究越多就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