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在两极格局终结，经济全球化进程加快，科技革命迅猛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结构、社会阶级结构出现新变动的背景下，对西方政党尤其是社民党造成的冲击尤为巨大。困境迫使社民党不得不进行政策、党的价值观和组织模式的创新。

一、经济和社会政策的调整

关于新经济。核心内容就是如何在全球化形势下实行充分就业和高速增长。国家对经济的责任是社民党的一个基本理念，但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加快，凯恩斯主义的经济政策已不能适应全球化的需要。国家对经济生活的过多干预，抑制了市场作用的发挥。在经济社会政策方面，为应对经济全球化、区域一体化和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社民党强调“在市场与国家、个人与社会、经济力量与社会调节、劳动灵活性与安全感之间寻求一种新的平衡”，实现经济生活中的管制与非管制、社会生活中的经济与非经济的平衡。提出要建立既强调市场功能又强调政府作用的“新的混合经济”，这种“新混合经济”的重心不是所有制而是竞争和规则。在社民党看来，过去忽视市场的做法是不对的，但是让市场自由放任也是不正确的，正确的态度应当是，在让市场发挥积极作用的同时，要动用政府的力量对市场进行干预、监督、补充。

关于福利国家的改革。传统福利国家模式造成越来越大的赤字财政、增加了产品成本削弱了其国际竞争力，同时削弱了一部分人的投资和生产积极性，又助长了一部分人的惰性，因而走入困境。社民党因此提出实行积极的福利国家政策，改社会福利国家为“社会投资国家”，其着重点是由在公益事业上花钱转为“人力资本投资”。就是说，不能再把福利投入的大部分用于救济失业者，即“救火”，而是用于就业培训，即“防火”；与此同时，在社会上大力提倡自助，改变事事都要依赖国家的观念。布莱尔改革的主要之点，一是提出责任与权利对等的原则。他认为原有社会福利制度是把富人的钱拿过来给穷人。这对一些人是“凭空损失”而对另一些人“凭空得到”，客观上造成快牛遭鞭打、慢牛吃好草的新的不公正，会削弱社会发展动力；二是认为过去的社会福利制度过多的依赖增加税收、扩大政府福利支出以谋求社会平等，造成了超支和入不敷出，而主张控制税收、减税，以改善投资环境，形成经济良性增长，促进社会公正；三是主张革新传统的平等观，从社会福利制度过去搞的那种“后发性结果平等”，转变为“关注先发性机会平等”，用风险忧患意识的积极面去改变四平八稳保险意识的消极面，从依靠国家征收高额累进税，实行物质财富的再分配，转变为通过社会教育投资，提高个人的责任感和劳动技能，增加个人的市场竞争能力和个人机会，实行“可能性再分配”、开发个人潜能，把过去的被动的恩惠性福利，改变为主动的进取性福利，把生活福利改变为“工作福利”，把社会福利国家改变为“社会投资国家”。

二、政党自身观念和组织的改革

关于对基本价值观的重新理解。加入经济全球化和欧洲一体化进程，是否在向自由贸易主义让步？在全球化条件下，为了产品有利于国际竞争，需要降低劳动力成本，是否意味着要放弃在维护劳动者利益方面已经形成的成果？改革税制和福利国家模式，是否会导致社会公正程度的降低?这些问题，对于社民党长期坚持的“自由”、“平等”、“公正”、“互助”等传统理念和实现手段都形成了冲击和挑战。对此社民党提出在继续坚持这些传统价值的同时，要“延伸对基本价值观的理解”，努力寻找实现基本价值的新手段。公正强调的不再是 “结果的平等”，而是“机会的平等”和“起步条件的平等”。而互助更加突出公民个人的责任，而不能完全依靠国家，要扩大公民个人自由活动的空间，缩小国家干预的范围。要求建立强大的公民社会，承认政府在社会领域的作用是有限的，主张多一些治理，少一些统制，实行一种广泛包容的政策，使在“老社会民主主义”的平等理想中受亏待的个人自由能得到发挥。德国社民党强调，传统的“公正”观往往把公正理解为“分配和结果的平等”，而“在全球化了的世界经济的天平上”，这种“令人骄傲的、在民族国家屋顶下保证社会公正的相关制度已失去了以前那种分量”。新的“公正”观应该首先强调“ 机遇公正”和“起步条件的公正”，“不断地体现机遇平等并保障个人有自我发展的条 件”。在这种情况下，即使出现结果上的“有限的不平等”，实际上也应认为是公正的 ，而且是推进发展的“动力”。

关于党自身的改革。现代西方社会的阶级分野日趋模糊，党派认同也逐渐弱化，凝聚力强大的大群体也为众多分散的小群体所取代。而社民党赖以存在的阶级基础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传统产业工人迅速减少，只占人口的5%不到。为此社民党主张从纲领党进一步转变为选举党，淡化意识形态色彩，以现实需要和选举需要制订政策，以争取更多的选民。例如法国社会党提出“党要回归民众”，强调自己是“跨阶级的政党”，德国社会民主党把企业、国家行政部门和工会中的党员，按地区组成“工作小组”，允许非党员参加基层党组织的生活，参加各级论坛和主题工作委员会的讨论。同时社民党越来越强调自身的组织结构和运行机制改革，尤其是在加强党内民主和采取新的组织方式两个方面迈出了很大步伐。法国社会党1997年把过去第一书记由党的执行委员会选举改由全体党员直接选举，把党的各级议员候选人由过去自上而下的指定改由地方党组织选出。布莱尔极力主张扩大党内民主，力主“一人一票制”，力倡党内公决，就一些重大决策在全党进行表决。

社会党经济和政党建设等方面的改革取得了明显成效，这一点可以从1990年代的神奇回归中得到验证：在原欧盟的15 个成员国中，有13个国家是由社会民主党单独执政，或与其他政党组成联合政府，与苏东剧变形成明显对照的是使整个西欧出现了一片“粉红色”。

任何一种理论或事业，如果要获得持久的生命力，就必须与时代潮流密切联系起来，顺应时代潮流的要求。20世纪70—90年代社民党衰落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没有适应经济全球化这个大趋势，而这一次社民党人认识到了这个问题，吉登斯就将全球化看成是“第三条道路”产生的重要背景。在当前经济全球化浪潮之下，这种政策取向可以说是潮流所向，恰逢其时。当然，我们也应该看到“第三条道路”并未同社会民主主义一刀两断，它仍坚持了社会民主主义传统的核心价值观，只不过是根据新的形势做了新的解释而已。如果从客观的角度给走“第三条道路”的社民党进行政治定位的话，应当承认无论其政策和党的建设方面如何改革，仍然没有改变它们作为欧洲中左翼力量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