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最初都有一个产生地点，然后又有传播过程，而传播过程又形成不同的传播路线和新的文化生成地点。由此，文化认同过程既是空间性质的，也是时间性质的，更确切地说是人类在时空系统中互相塑造的过程。任何文化认同都交织着新与旧、过去与现在、外来与本土以及实在和象征。

传统的族群认同是以血缘和地缘为纽带形成的归属感形式，共同的生活实践使他们具有了共同的生存利益，形成了共同的生活习惯、规则和文化。然而，任何时代的文化认同都是多重而复杂的，古代中国不仅以自己的文化影响了四周民族，而且在这种交流中也接受了许多外来文化。如果说一个人因为既是工程师又是艺术爱好者，既是严厉的父亲又是友善的同事，既是严谨的职工又是洒脱的旅游家，从而呈现出多重自我认同，那么一个人同样可以既是矢志不移的爱国者又是日本先进技术的推崇者，既喜爱中国古代艺术品又乐意在星巴克喝咖啡，既上网抨击美国人霸道又努力争取到美国留学的机会，从而呈现出多重的文化认同。

当然，多重文化认同并不意味着失去文化立场。中国改革开放后，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穿西服，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人放弃了自己的文化自主权。我们可以选择西服，但是我们决不会选择放弃国家的主权和文化自主权。在多重文化认同中，有些是核心性的认同，有些是外围性的认同。一般来说，最容易改变的是外围认同，而核心文化认同是最稳固、最持久的。当然，即使外围的认同也是有象征意义的。西服最初曾经是改革开放的象征，但是现在它已经融入中国的服饰文化，成为现代中国文化的一部分。

文化认同不是中性的现象，它是带有价值观选择和好恶倾向的活动。这种价值观往往以某种象征而与不同的民族、历史、传统和观念联系起来，成为集体动员的符号和标志。国旗的布料与颜色与其他的布料和颜色没有自然本质的差别，可是一旦获得文化象征的地位，它就具有了某种魔力。对于象征物，人们甚至可以为它而死或因它而生。人们对之或爱或恨，爱的热血沸腾，恨的也可以咬牙切齿。在电视新闻中，我们可以看到美国人在星条旗面前的骄傲，也可以发现许多人在践踏或焚烧它，以发泄自己的愤怒。

文化认同往往不是单一文化形式既连贯又一致的选择，而是多重利益话语的拼接物。

为了保持自己文化的同一性，人们编织了种种自圆其说或自成一体的认同形式，但在文化同一性外观之下是各种相互差异甚至相互矛盾的利益追求的话语表达的转换。任何文化认同的要求，反映的都是权力、利益、欲望、追求的动力和意志。不同的认同方向，反映了不同的利益基础。一个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在不同的时期和不同的场合有不同的利益追求，因此文化认同也呈现多重的话语形式。譬如，在国际关系中，美国并不持有单一不变的文化原则，而是游弋在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之间，其游离的幅度决定于美国的利益选择。为了其国家利益，美国以人权、民主等话语指责其他国家；可是，同一个美国，也是为了其国家利益，却支持独裁者甚至通过秘密干涉推翻民选政权——人们不会忘记智利阿连德总统的命运。

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嘴上往往说想用它们的价值观改造全世界，实际上它们从来都是希望其他文化部分地接受西方文化。西方希望其他文化承认西方文化的主导地位，却遏制其他文化学习西方文化的竞争逻辑从而争取自己的文化主导权。西方文化是力图把其他文化附属化、边缘化和残缺化。所谓西方文化，以现代主义自居，它是全球体系中霸权权力的主导角色，它用发展阶段的等级制编排世界。资本主义全球化进程是把亚洲、非洲、拉丁美洲边缘化的进程，也是自诩现代文明和理性的西方文化把其他民族文化变成落后、停滞、野蛮和愚昧的进程。这种全球化进程一开始就包含着内在矛盾：不仅是中心与边缘的差异，而且是自我与他者的对峙。由于这个矛盾，中心剥削和压榨边缘，同时边缘也在窥视着中心。被边缘化者仇恨积累的爆发，性质上是附属文化的反抗。

在西方强势文化的压迫下，第三世界国家的文化也越来越呈现出多面性，这一过程是经济全球化的产物。在这种情况下，世界各国的文化认同就更具有多重的不稳定性。许多文化已经变成本土文化和外来文化的拼接物。人们不得不接受新的游戏规则，但同时希望保持自己文化的自主性。青年人可能在听美国音乐的时候，内心却思考具有“反美”意味的社会问题。

从某种意义上讲，文化认同是冷战后意识形态的新形式，文化竞争就是意识形态竞争的新表现。亨廷顿《文明的冲突》就是对这个历史进程的理论表述。当代的世界体系，中心被削弱，结构危机四伏，边缘积累力量并且伺机颠覆体系。旧的认同——冷战的集团认同——在丧失权威或感召力，新的认同秩序还没有成型。

全球化时代的文化认同不是单一文化的同质化过程。在相互影响中，各民族文化变得越来越像水彩画，某些颜色是重叠的，但是某些颜色和颜色的浓淡程度是各有特点的。

马克思最初发现全球化现象，世界历史的进程已经把人类纳入一个相互联系的整体。面对这种情景，我们必须回答这样的问题：对文化而言，全球化是熔炉，还是造成文化的马赛克状态？

与许多观察者的观点相反，全球化并没有消除民族特性。民族国家仍然是不可超越的共同体组织形式。可以说，全球化进程并不是民族国家形式的消亡或衰退，而是民族国家形态和功能的变化。的确，在现代殖民主义盛行以来，地球的任何角落发生的事情都不再是纯粹的地域性问题，而只能从全球定位的视角才能加以理解。但是，我们并不认为，民族国家自身变成了世界经济和政治过程中日益削弱的因素，相反地，各民族国家因为相互之间接触的增多而变得更加敏感，处处考虑自己的差异、特性和利益。

除了利益的考虑，各民族的地理和历史已经构成其文化基因，在这种基因支配下，民族文化会因外来影响而发生改变或变形，但其文化特性是不会消失的。即使在全球化的时代，民族文化会呈现出新的多重特征，但仍然可以发现其自身的特征。不同民族的不同特征的文化，又构成世界文化的多重性质。在相互影响中，各民族文化认同时刻都发生新的多重构造和变形。

最后，中国的和平发展已经成为目前世界最具影响力的历史性进程。中国的文化认同既影响到中国的进一步发展，同时也会对全人类的存在境遇和发展方向产生效应。我们应该提升中国文化上的软实力，吸收世界各民族的优秀文化成果，丰富、优化自己的多重文化构成，同时坚持自己的核心文化特性，保持自己文化生成的自主能力和创造活力。